1、衰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的那场人性善恶之辩，将国人对辩论(或者说辩论赛)的热情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讲述那一届辩论赛历程的《狮城舌战》，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全国的大中院校也模仿当年的赛制掀起了举办辩论赛的热潮。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热潮逐年消退，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各类辩论赛都不可避免地对93复旦的“花辩”进行了模仿，最后却形成辩论赛中一个普遍而很糟糕的特征——大量华丽而空洞的辞藻、对于诗词和“名人名言”的拙劣篡改，脱离逻辑和事实的一味“抒情”;另一方面，由于赛制本身的特点，导致辩论赛往往流于“背稿”，而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辩”的互动。这招致了对中低水平辩论赛的大量批评。
情况在1998年得到了改观，当年的西安交通大学辩论队获得了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冠军，次年又折得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桂冠。98西交与93复旦的辩论风格全然不同，前者第一次强有力地全面展示了“逻辑”在辩论赛中的力量，因而被誉为是一只“雄辩”的辩论队，98西交的风采，使得华语辩论赛获得一个新的高潮。
“雄辩”的出现，似乎为深陷于“花辩”泥沼的辩论赛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为了加强辩论赛的“现场交锋”，赛制也作出了多次改动，迫使参赛者不得不针对对方的发言做出即时的回应，而不是背稿。然而，自此，辩论赛的衰落已不可遏止。从1998年至今的2019年中，辩论赛所引发的关注都从未达到1993年或1998年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每年各类全国性甚至国际校际辩论赛的场次越来越多，甚至高校之外也有大量辩论赛，但比赛的“水准”却似乎越来越低了。大陆地区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的队伍，获得的评价也每况愈下，甚至2019年获得国辩冠军的电子科大竟然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和否定。一些曾经在这类辩论赛中获得巨大荣誉的辩手，也在对辩论赛作出反思，转而将他们关注的焦点放到更加贴近于我们生活的“政策辩”上(相对地，本文所探讨的辩论赛，一般称为“传统辩论赛”)。
以我个人的理解，以当前辩论赛所呈现出的特质，以及“圈内人士”对其的理解，所谓传统辩论赛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我个人认为93复旦所掀起的辩论热潮，是与时代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考虑到89年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1993年的辩论赛的举办，其展现出来的，是公开地、公平地、不受外在约束(比如强权)地去言说，去表达，去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辩护，这样的“辩论”的形式，为当时压抑的言论气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结合邓公的南巡讲话，以及意识形态上“中国特色”的提出，这个比赛本身，已足以构成一个政治隐喻，暗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知识分子在表达和言说上的环境正在往“好”的方向走。因此，那一年的辩论赛，通过央视在黄金时间的播放，可谓是极大地迎合了知识分子在自由表达上的强烈的诉求。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相对来说，表达的空间愈加广阔(虽然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这个空间依然非常狭窄)，而自98年互联网在高校、科研单位和一般家庭普及开始，相比几年前，自由表达的形式已经不再是广大公民最强烈的诉求。整个互联网无时无刻不在辩论各种问题。今天的诉求已转为打破“话语权”的垄断，用表达的内容去影响公权力的决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93至98年对辩论赛的广泛关注，重点都放在言说的形式，其核心在于，面对现实中对表达的强力钳制，我们“要说话”或者“能说话”;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际交流的逐步放开，以及公民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种钳制在客观上是相对削弱了，庙堂之外的“广场”的影响力要比几年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因此在这个阶段，社会整体的诉求是“说什么”。但是在此时，所谓“传统辩论赛”却远离了这个时代的诉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辩论赛，无论是作为一种隐喻、象征，还是满足了公众在表达欲望上的补偿或替代的心理需求，那些比赛都确实呈现出与公共生活的密切关联;但本世纪的辩论赛却逐步与公共生活相分离，逐步变成学院派自娱自乐的游戏。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何“政策辩”在最近几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逐年提高的关注度。因为政策辩与传统辩论赛的最大区别，是前者直面与人民的公共生活，它显得“与大家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些问题，所谓传统辩论赛是否必然地要远离公共生活?是否必然地只能够成为小众的游戏?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如此回答，作为辩论赛而不是辩论，它存在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缺陷，加之这十几年来对于所谓“辩论圈”对于辩论赛的“理解”——我个人认为这些理解就是一些成见和大量不恰当的乃至荒唐的看法，以及辩论赛发展了十几年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下有详述)，导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统辩论赛，都在实践上很难深刻地关涉到公众生活。也正因此，在我们一般的语境中，所谓“政策辩”才成为一个似乎与“传统辩论赛”完全不一样的“赛制”——而实际上，“政策辩”仅仅是那些讨论政策性问题的辩论(或辩论赛)的总称，由此我们可感受到，在事实上，传统辩论赛已经僵化到一个何等的地步了。
2、辩论赛在“辩论圈”中的瓦解
2.1、辩题与解读
毫不意外地，几乎所有人都在感慨“好”的辩题越来越少。而这一点又让人感到奇怪，尽管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不计其数的争论，却找不到可以辩论的题目。很多老掉牙的题目估计都打了数百场次，但是各种比赛依然还在使用。
这还不是重点，更为关键的是，我个人认为，很多辩题在当前对辩论的理解下，往往消解了辩论赛本身的正当性和意义。
2.1.1、一些辩题是从思想史中抽出来的知识上的争论，诸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尽管“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很“好”的辩题，但我认为这些题目都非常糟糕。对于这些问题，抛开辩论赛，它们在思想史上，在知识层面上，是得到了充分讨论的，它们所持的立场、方法论、哲学观、在不同层面和向度对不同问题的解释效力，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得到确定评价的。从知识发展的阶段来看，今天研究这些问题，显然早已超越了争论哪个学派哪个观点“正确”的历史阶段(虽然不否认将来可能引起新的争论)，而应该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具有历史感地、综合地理解各个不同理论和立场。
然而辩论赛却表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参赛者力图表现出一种“正确”的研究方法，彰显出他们对该问题的“全面”的理解;但实际上，他的正确与合理，却是通过否定我们今天在知识体系上对该问题所获得的成果来获得的。他们通过偏激地否定对方的合理性，否定对方在知识上的意义，来确证己方的唯一“正确”。因此，参赛者愈是强调他们立场的“正确”，就愈是在知识上走向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他们愈是声称自己是真理而对方是谬误，他们就距离真理越远。然而，这又是辩论赛所要求他们的表现。作为一种对抗式的比赛，他们必须要强调自己的“正确”，而不能承认对方在知识上的正当性。
类似的还有“道德看动机还是结果”这样的题目，广泛流传。在知识上，它就是争论，古典主义的道德观和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哪个“正确”哪个“错误”，而这样的争论，我认为在知识层面上所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反知识的。因此它只能脱离知识本身，变成一个空洞的游戏，尽管辩论双方都必须用“知识”来包装自己。所以，这样的比赛，其中的言说内容几乎不能放在纸上进行推敲，它只能在比赛现场的氛围中创造一个“正确”的幻像。
2.1.2、由于所谓“辩论圈”对于辩论赛的立论部分，已经非常僵化地认定，辩论赛“必须”要在所谓“理论、逻辑以及价值”等方面加以发挥，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辩论赛都毫无生机，没有感染力，流于空洞的“哲学或价值上的升华”。
比如刚刚结束的今年的全国名校赛，有一道辩题是“拼车的利弊比较”，这是直接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争论的题目，对于拼车的弊，舆论已经形成较为稳定和统一的看法。作为辩论赛，我个人不反对对于现有看法进行取舍，并在己方立场上加以发挥，但是该比赛的反方(弊大于利)，竟然彻底地不提拼车对我们现实生活最为直接和直观的影响，而大谈一个环保上的“弊”。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倾向，我们的辩论赛偏好宏大叙事，偏好一种空洞的“理论和逻辑上的正确”，我们特别喜欢讨论“人类的命运”，却几乎不愿意立足于生活的体验，真正地讨论与我们的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今天的辩论赛绝大部分都是远离公共生活的，并且这种远离还是整个“辩论圈”所刻意制造的。以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来解读，这反映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谓辩论圈的高度自恋，这些所谓的评委、“资深辩手”、“资深辩论爱好者”，以及那些不断地给新辩手灌输“正确地去比赛”的“圈内人”，一直在展示这样的自恋，不断强化圈内的“一致看法”，强化辩论赛的小众化，而不愿意将辩论涉入我们的公共生活，不愿意将辩论赛放之于真正的大众视野中去评价。
2.1.3、僵化的对辩题的解读方式，刻板的言说模式，实际上所导致的，就是辩论赛已经成为一种几乎无关于内容的纯形式上的游戏。不妨试举一例，在今天“辩论圈”对于辩论的理解中，任何辩题都几乎和“土豆丝与土豆片谁更好吃”没有区别。
我们首先寻找一个“理论”，可以是烹饪方面的，也可以是营养学的，或者关于味觉方面的生理学的理论;然后我们要制造一个“更好吃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是从前面的理论中抽取来的;有了标准，我们会寻找各种有利于我方观点的论据，通过这个所谓标准，表现出我们“证明”了我方观点，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逻辑”;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要对这个辩题进行价值上的“升华”，可能谈到环保、饮食文化、人文关怀甚至和谐社会等主流话语，这都有可能;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不停逼问对手“你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从而展现了自己在逻辑上的力量(似乎我们认为，任何价值上的评价标准都肯定可以浓缩为一句简短的格言);我们可以事先准备很多似是而非的“比方”，一些非常俏皮的小段子，以在自由辩论阶段博得观众廉价的掌声;我们的结辩毫无悬念地指责了对方“在逻辑上的错误”;最后，我们指出土豆丝和土豆片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进而进行宏大叙事，并上升到哲学层次上某个形而上的结论，于是完成了最华彩的价值升华环节。
以这样的方式去打土豆丝和土豆片的辩题，一样可以打得“很精彩”，尤其要指出的是，这恰恰还是今天我们的所谓“权威评委”所期待和热爱的，这些圈内人丝毫不去反思这样的辩论赛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有可能他们认为这就是辩论赛所以应该展现出来的东西，只是出于某种虚荣而拒绝承认：在今天对于辩论的理解中，土豆丝土豆片的辩题和其他辩题是根本没有区别的，我们的辩论赛，已经逐渐沦为一个只剩下形式的空虚的躯壳。
2.2、辩论给谁听
辩论赛走到今天，一个陷入困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不知道，辩论是给谁听的。
总体上来说，辩论赛的精英化倾向十分明显，看看那些“高级别比赛”的评委都是些谢顶的大学教授，就足以能判断出，“辩论圈”普遍认为：评定辩论赛胜负的，只有那些教授们才是具有“不容辩驳的资格”。换言之，辩论就和艺术和体育一样，走向了一条“专业化的道路”，我们逐步形成的一种“共识”就是，一个非精英的、非“专业”的听众，以他个人朴素的、不“专业”的体验，无法对辩论的胜负做出“正确的判断”。但问题是，辩论赛有“专业性”吗?或许它所讨论的问题是需要专业知识的，但辩论赛本身的专业性，我个人表示怀疑。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庭辩论是一项很“专业”的活动，但是英美法系中，陪审团的组成却往往是最“不专业”的普通公民。我们的辩论赛能不能允许评为或者听众像陪审团那样，依赖于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日常经验去判断比赛的优劣?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就事实而言，今天的辩论赛都带有隐晦的“观众准入制”，它预设了观众是有“知识”的，有“理论上的判断力”，并且这种预设与它强调自己在“知识”上的正确、沉湎在理论的教条中形成了互相促进的恶性影响：它越是假定观众都很“专业”，那么比赛本身就越空洞、越言而无物，越在玩弄所谓的理论和逻辑关系，或者执着于那类所谓的辩论“技巧”和华而不实的辞藻，而不是切实地去展示辩题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
因此，我们的辩论赛都蔑视常识，否定人的经验和情感，几乎所有“圈内专家”都认为辩论赛不应当打算说服任何人，辩手们就像表演抛球的小丑，玩弄着各种概念和自设的逻辑前提，并力求它们在表面上呈现出某种自洽的平衡。
我们的辩题一般都不可能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背景，而多为“大众话题”;而对于大众话题，辩论赛又有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的、学院派的倾向，它不认为一个真正与这些大众话题息息相关的“没有太多知识”的普通观众“有资格”或者“有能力”理解辩论赛，它也否认依赖个人的经验和常识能够判断出比赛的优劣，所以答案就很简单了，今天的辩论赛，是辩论给那些“圈内的”辩论专家和资深爱好者听的。在这样的思路之下，辩论赛的道路只能越走越窄。
2.3、如何判断出胜负
虽然几乎每场比赛都要判输赢，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目前为止，从未出现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评判制度，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标准来判断比赛的胜负。尽管形形色色的评分方式很多，但它们甚至连最表面的合理性都不存在——从未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打满分或者打一半分。因此各类评分制度经常出现一些可笑的结果，比如多数人判断某方占优，但却因少数派在比分上的巨大差异而导致占优方在总分上反而更低;或者尽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评分体系，但却最终却要靠“投票”来评出胜负。
所以到目前为止，判断胜负的依据实际上只能是评委“总体的感受”。但“总体的感受”根本靠不住，甚至不同评委因对辩论的理解有不同侧重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感受”。
总体上，对于辩论赛的理解有两种较为明显的“流派”，一类强调辩论赛的辩论成分，这一看法尤其重视辩论赛中各个辩手如何言说，如何解释己方立场和反驳对方观点，该观点高度重视选手所表达的内容;另一看法则强调辩论赛的表演成分，该观点更重视辩手的表达是否流畅，是否具备辩论赛“应有”的仪态，辩手之间是否有“默契的配合”，自由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次数是否平衡，以及他们是否更有“技巧”——比如回避掉无法回答的问题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较高辩论水准的表现。
客观地说，不应当认为这两个观点谁更“正确”，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辩论赛发展了十几年，却依然没有出现一个对这两个层面(或者还有其他方面)上的表现做出一个权重上的考量。一个在内容上阐释得相对较为清楚的队伍，其自由辩却几乎只有一个人发言;而对方形式上非常优雅，内容却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到底谁“更应该”获胜?一个辩手的表现失常，到底在胜负上对全局有多大影响?没有人知道，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想知道。
当一群仪表堂堂衣冠楚楚的评委坐在裁判席上，我们却完全不知道他们将以何样的标准、在影响辩论赛优劣的各个因素中以什么样的权重来分配他的“感觉”，进而判断出胜负。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么?
没有人知道凭什么判断出胜负，但每次都确实判断出了胜负，我想这是辩论赛最为黑色幽默和荒诞主义的一个问题，而且似乎至今都没有人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
2.4、辩论赛必须“像”辩论赛
这是僵化的大陆辩论赛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一场辩论赛必须“像”辩论赛，换言之，今天“辩论圈”对于辩论赛的看法已经成为不允许更改的成见，革新的难度极大。
辩手必须要“像”辩手，他们要有相似的表情、相似的手势、相似的腔调，甚至在一次全辩上，有评委老师私下指出，(面对观众时的发言时)称呼对面辩手为“他们”是“不专业”的，应当称其为“对方辩友”，这样才“像”辩论。我们的辩词也非常僵化，你不按照那样的模式去表达，评委根本无法接受，甚至如果你的开篇陈词没有“第一第二第三”，评委会认为你“没有立论”。我们的辩论赛必须要“证明”一切(尽管真正需要论证的结论经常被当作已经确证前提来用)，我们蔑视常识和经验，不承认信仰的正当性(因为信仰无法被“科学地证明”)，否则就不“像”辩论赛了。我们坚决地不承认对方立场的合理性，我们的辩论赛对于双方的评价只有两个词：正确和错误，我们从来不是在承认对方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展示出我方更大的合理性，以彰显真正的理性的力量。一旦承认对方有合理性就不“像”辩论赛了。
如此之类的细节还有很多，不用一一列举。简言之，我们的“辩论圈”具有强有力的同化力量，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绝大多数辩手都很少有自己的特点，而表现出一种“训练有素”的充满了表演感的平庸。越平庸的辩手，就越“像”一个辩手;越平庸的辩论赛，就越“像”辩论赛。消灭个性，消灭多样化，似乎成为现在辩论赛的基本任务了。
我想，这种僵化和刻板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改善的话，现在的传统辩论赛只能被公众遗弃，留下那些“圈内人士”顾影自怜。
3、个人所设想的未来方向
3.1、允许辩论风格的多元化，而不应当有成见地认定“如此才像辩论赛”。
3.2、形成公开的、经过讨论和实践的、较为稳定的评分方法或投票体系，以使得一场比赛的评价具有确实的标准或正当性。允许在具体的赛事中，制定倾向于某类因素的评价体系(比如语言是否流畅成为评分体系中首位重要的因素)，但这个体系必须是公开的、明晰的。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都应当特别强调，辩论赛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观点的碰撞，在于充分展示本方立场的合理性，在于其言说内容所蕴涵的力量，而非外在的形式。
3.3、应当促进辩论赛参与到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来，而不是鼓励辩论赛脱离公共生活地去进行宏大叙事或进行不必要的形而上的抽象。因此辩题的公共性是重要的，而一些诸如在思辨和实际中都并无太大实际意义的题目应当尽量避免。
3.4、必须强调辩论赛中理性思维的重要价值，但也应该允许选手基于日常经验、价值上的信仰和个人情感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3.5、承认知识在辩论中的重要地位，但也应当鼓励辩手能尽量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也能够听懂自己的发言。辩论是现代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它是“广场”中极为重要的活动，没有理由将辩论赛从广场中取消，成为小众的游戏。
辩论赛的每况愈下已经成为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整个辩论圈的话语权被那么几个所谓评委、教练和“资深人士”所控制也已经太久。现在的辩论赛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如果一个多元化的格局不能形成，而继续以这种僵化和荒谬的方式存在下去，那么它也只能成为“圈子里”的游戏，它没有资格写到纸上给别人看，比赛结束时它就开始被人遗忘，它将无关于公众、无关于辩论、无关于现代民主社会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