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職場哲學”類的書籍至多隻能成為讀者朋友為人處世的一個小小的參考，絕對不可以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玩味一下未然不可，但如果將其作為世界觀，作為方法論，則很有可能換來悲劇性的一生。哪怕一時吃點兒虧，做人也應該“大氣”一點。如果具有這種“大氣”，將那些“技巧”作為參考和借鑑，那些技巧才可以對人生髮揮正面的作用；相反，如果沒有這種“大氣”，那些小小的技巧則只會添亂，即便到最後有所得，也是大人物堆裏的小人物，缺乏應有的大氣魄。
二是對這些書不要太當真。不客氣地説，由於社會發展的水平還比較低，社會科學還不夠發達，“職場哲學”類圖書以“吟詩作畫”的方式寫得較多，以規範的社會科學理論為依據的方式寫得較少。遺憾的是，很多讀者沒有時間、精力和能力分清究竟哪些東西是有理論依據的，哪些是僅供人消遣和玩味的。很多“職場哲學”類書籍明顯屬於後者——可以隨便看看，不必太當真。
三是應多點責任意識，多學真正的知識。首先，年輕人要想實現個人價值，就要付出切實的行動和努力，不能只想着投機取巧。其次，要努力去做“正規軍”，不要總是喜歡做“游擊隊”，要用真正的知識提高並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能僅僅侷限於一些缺乏理論依據的所謂的經驗上。建議年輕人多讀些有關現代政治學、公共行政、管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的正規著作，從而真正掌握人際交往規則。（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朱光磊）
職場哲學類圖書自XX年起，就被許多出版人看好，經過4年的市場考驗，依然炙熱燙手。這類傳授“辦公室哲學”——也有超越“辦公室”談為人處世之道的圖書，究竟是青年人步入社會的“入門必讀”，還是傳授厚黑之道的“另類教材”？
讀者需求：適應環境、避免被傷、脱穎而出
記者在圖書賣場觀察發現，關注和購買這類書籍的讀者中，青年人佔了很大比重。參加工作3年的小鄭買了一本《向野獸學習——職場生存潛規則》，他認為，人是自然人，也是社會人，誰也無法脱離社會而單獨存在。職場生存並非一廂情願，美好的願望有時會因不合時宜而變成“單相思”。因為感到自己在人際交往方面尚有欠缺，於是決定用“職場哲學”類圖書讓自己儘快“成熟”起來。一名剛畢業半年的年輕人向記者介紹他喜愛這類圖書的原因：“上學期間社交面狹窄，交往對象相對單一。但工作後就大不同了，由於年齡、閲歷的不同，周圍人會按照不同的思維方式工作，與人相處絕非‘真誠’二字那麼簡單，也需要更多的技巧。”他還進一步解釋説，目前的學校教育，大多會有意無意地迴避社會上的種種負面現象，使剛剛走出校門步入社會的他們，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面前感到不適，為了讓自己儘快適應新的環境，他們需要知道職場的“真相”。除了“適應環境”的需求之外，還有兩個目的是步入職場不久的年輕人迫切希望達到的：避免被傷、脱穎而出。被採訪對象中，有很多人都相信，社會中的確存在一些不成文、不言傳的“潛規則”，就像兩根鋼軌限定的軌道，踏進去便能“一日千里”，稍稍越出則會碰壁。小鄭告訴記者，書中所傳述的許多生存方法是切實有用的，“有用就是硬道理”。他認為適應並利用規則甚至是“潛規則”，並沒有什麼不妥。這與年齡稍高的讀者的看法顯然不同，大部分的中年讀者認為這類書是在灌輸不正確的人生觀，“擾亂社會風氣”。
惡性土壤：教育缺失、不正之風
社會學家邱則奇認為，“職場哲學”類圖書的暢銷透露出一個現象，那就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學校教育的跛足。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學知識與學做人是並重的，社會把學知識的任務交給了學校，學做人的任務則留給了家庭。但目前很多父母並沒有完成這個職責，從而使剛剛走出校門的畢業生社會化程度不夠，於是只好找“職場哲學”圖書進行“補課”。出版科學研究所應用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徐升國認為，“職場哲學”類圖書的暢銷與我國當前學校倫理教育的空洞和遠離實際也有關係。學校道德教育，往往傾向於理想化，把所有的人都當作道德“聖人”來培養，不但不能使學生確立起科學的道德觀，反而容易引起學生們的反感，甚至會使他們徑直走向其反面。他表示説：“無論是道德教育還是技術教育，最終都要落實到現實中，真正檢驗教育效果的還是社會現實，因此，應加強學校教育的針對性。”除教育的因素外，徐升國認為，轉型期的社會大背景與目前社會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現象也提升了這些書在讀者心目中的“有用度”。嚴峻的就業形勢，使得競爭加劇，生存變得更為不易。社會大變革中價值觀出現混亂，一些職場人偏離了依靠自身努力尋求成功的正當途徑，希望通過“職場哲學”的“葵花寶典”一步登天。而現實中存在的腐敗現象、假冒偽劣現象、人際關係中的不正之風，也使一些職場人的觀念產生混亂，客觀上助長了“職場哲學”圖書的暢銷。
爭論焦點：弊大於利
“職場哲學”對個人發展的利弊也一直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採訪中，記者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但傾向於“弊大於利”的較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認為，目前各企業普遍存在的架構模式是西方工業化以後的科層制度，儘管科層制度中只規定了職業資質，並沒有規定修養、人格資質，但無論是現代社會還是傳統社會，職業資質和個人修養都不能截然分開。如果剛參加工作就開始一味謀求升官發財的“捷徑”，就可能會放棄個人努力，從而失去通過個人奮鬥獲取成功的可能，失去晉升的“真正”捷徑。而且，他還可能會逐步成為一個自私卑劣的小人。他強調説：“品質加業績，就是最好的哲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編輯一部主任孫曉梅認為，“職場哲學”類圖書的利弊因人而異，因為不同的讀者會從書中獲取不同的信息，形成不同的認識和行為。對那些追捧這些書的人來説，如果其周遭的小環境又恰好不盡人意，就很有可能會使他們變得心理陰暗，行為偏執，人格低下。對年輕讀者，比如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或研究生，這些書有可能會影響他們看待周圍環境的視角，使他們形成不健康的價值觀，但對年齡稍長的人的影響會小很多。孫曉梅認為，儘管這些書會產生一些讓人憂慮的結果，但不太可能顛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道德體系。熱衷出版：只重利益、不負責任.孫曉梅認為：“只要不違反法律和現有的圖書出版管理制度、條例，出版社出於經濟利益考慮出版這些圖書，無可厚非。況且，目前市場上大部分‘職場哲學’圖書都沒有越界，至多是教人‘利用’潛規則，而不是‘製造’潛規則。如果直接針對制度漏洞、拋棄道德底線，一味傳達另類生存技巧，則應受到批評。”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策劃部副主任楊學梅也強調説，出版社在策劃出版此類圖書時，要認真編輯審校，刪改某些具有侷限性和片面性，以及只代表個人觀點的內容。“編輯應對自己的產品負責任，不良導向的選題不應該做。”
但對出版社熱衷出版“職場哲學”圖書的現象，很多出版人也頗有微詞。中國城市出版社副總編輯、大眾傳播學博士何玉興指出，出版社應拒絕低俗，多出精品，多出教人大智慧的書。“應該以近乎宗教情懷的愛來理解出版精神的奉獻和功德”，“正如波蘭學者弗·茲納涅茨基在《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中所説：普及推廣者真正激發並使人滿足的是對知識的業餘興趣，為普通讀者提供經過加工的易於消化的東西。他們用傳播知識來普渡眾生的功德，是政治家、實業家所無法替代的。”“中國出版有着許多光榮傳統和良好風尚，從孔子的‘韋編三絕’，王雲五的‘萬有文庫’，到以鄒韜奮為代表的出版精英，無不體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出版界應繼續發揚甘於清貧甘於寂寞的節操，保持嚴謹細緻一絲不苟的作風。”
延伸調查
出版怎樣的“職場哲學”書
“其實，時下‘職場哲學’類圖書的流行，恰恰反映了出版界在滿足年輕人獲取正常人際交往技巧需求方面，還存在相當的欠缺。”徐升國説，“針對年輕人缺乏社會經驗和社會人際交往知識的實際，出版社應多出版一些注重實用的圖書，比如實用心理學、實用社會學、交際學與口才學、應酬學、禮儀知識等融合社會知識和生存知識的選題，以高品位與高實用性來滿足讀者的需求。”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的《新厚黑學》一書，發行超過了20餘萬冊，策劃部副主任楊學梅介紹説，他們最早引進、翻譯、出版這本書是在1993年，按照當時社會的寬容度和讀者的接受度，出版社對書的內容進行了相當篇幅的刪節，並取譯名為《新厚黑學》，因為書的英文原名就是“thickface,blackheart”。楊學梅解釋説，作者將“厚黑學”作為生命的智慧和法則，認為“厚黑學”是一種自然法則、宇宙意志，“厚”是盾，是自我保護的超然力量；“黑”是矛，是自我實現和競爭膽略。絕對不是低級庸俗解讀“厚臉，黑心”的書。“厚黑學”在此，並沒有貶義的含義。
楊學梅認為，優秀的“職場哲學”圖書應該能予人以激情、力量，能夠有助於閲讀者智慧的提升。如果僅僅是講述誨淫誨盜的潛規則，如同授人以殺雞取卵的手段，雖然得手很快，但實不可取。
何玉興認為，總得來説，“職場哲學”圖書品位不高，是在教人狡猾，教人使詐，教人彼此不信任。他強調説，時下一些談“職場哲學”的書，其實是把複雜的人生單一化和技術化了。“更為嚴重的是，有些書把所有的人物都變成了一個個不可信任的符號，每個符號都有一套應對方案，告訴讀者只需按圖索驥，就會步步成功。是否能夠步步成功尚且不論，按圖索驥，本身就不是一種真正的人生。”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朱光磊也呼籲社會科學家們多儘自己的社會責任，寫一些年輕人喜聞樂見而又符合社會規範和學術規範的讀物。呼籲那些沒有受過正規現代政治學、公共行政、管理學、社會學方面訓練，只是文筆較好、頭腦活絡的朋友，不要再輕易下筆“職業場合”之類的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