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師，各位同行：
我去年寫的小説《段逸興的一家》(單行本名為《我們家》)正是我的一次新鮮探索，同時，也是我虛構的川西小鎮“平樂鎮”故事的一部分。《段逸興的一家》寫的是一箇中年男人的故事，他是小説敍事者段逸興的“爸爸”，而在這裏，我想和大家講講我和我爸爸的故事。
我爸爸下個月就過五十九歲生日了，以前，他也年輕消瘦過，現在卻成了個聲如洪鐘，腰如鐵桶的胖子。在我家郫縣郫筒鎮，我們全家人都是文學青年，個個都要時時關心我的創作：我爺爺常常教育我要寫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東西;奶奶則喜歡強調文學一定要反映‘真善美’;而我爸爸説：“用對‘的地得’，少打錯別字。”——算起來已經有將近十五年了，以前，爸爸總幫我把週記本上的作文輸到電腦裏面，後來，他又把我的文章從電腦裏打印出來用紅筆改錯別字——他當“戴月行他爸”當了整整二十八年，就算當“顏歌他爸”也有十年了，改錯別字的確很有一套。
寫《段逸興的一家》是在美國，整個過程我都是偷偷摸摸的，爸爸幾次在電話裏問我新小説寫得怎麼樣，還讓我發給他看看，我都搪塞了過去—— 可是，還是被他看到了故事的第一章。於是他給我來了一封長信，先拉拉雜雜説了一些家裏的事，説他種在陽台上的冬瓜都長大了，最後説：“你那小説我看了，你現在怎麼寫這樣的東西呢，我覺得你應該把裏面的性描寫都刪掉。”——這是很多年以來他第一次對我的小説提出錯別字以外的意見。
實際上，我不得不承認，沒有爸爸我就沒法寫平樂鎮。我總愛打電話給他，問一些荒謬的問題，比如：油菜花三月份開了嗎?九幾年你們抽的都是什麼煙?等等。爸爸就總是歎氣，説我作為作家太缺乏常識了，太不紮實了—— 可他有所不知，不論我在多遠的地方，過了多久，僅僅聽到他的聲音，我們鎮上的人人事事就會立刻重新浮現。
多年以來，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也總是我的第一位讀者。於是，我常常都在寫小説的時候想起他，想着他讀這篇小説時可能的反應——《段逸興的一家》是我第一次沒有這麼做的作品，作為一個小説家，我不得不背叛了他，徹底忽略了他作為父親的感受——作為小説家，我的叛逆期其實已經來得太晚了一點。
我給爸爸回了一封信，想要給他解釋我寫這個小説的原因。以及，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小説家和虛構者的我，是作為一箇中立的簡寫的“人”而存在的事實。作為小説家的我不是女人，不是少年，不是女性的，不是年幼的，不是高雅美好的，不是低俗卑劣的，當然，也不是家族的女兒。
作為小説家，我在美國寫完了《段逸興的一家》，而作為女兒，我設想着爸爸最終看到整部作品的樣子，難免忐忑不安。回國前，小説全文在《收穫》上發表了，我不敢問爸爸有沒有買到雜誌，有沒有看，下了飛機，懷着愧疚，我在免税店給他買了兩條煙。
站在出口外面等我的爸爸倒是臉色如常，胖乎乎地戴着眼鏡。我們到了家，吃了飯，坐在沙發上喝茶，他忽然説：“你那小説我看了。”
出乎我的意料，他抽着煙説小説寫得還湊合，就是有幾個不恰當的方言用法。爸爸又開始改錯別字了，我趕緊讓他把錯的地方標出來告訴我。之後，他還帶我去看了他的菜園，摘了青菜幫子煮白水菜，好像之前的不愉快都過去了。國慶後我回家去，他居然高高興興地告訴我有人叫他“勝強”——“勝強”是《段逸興的一家》主角的名字——我嚇了一跳，他還是笑嘻嘻的，説：“薛勝強這人有點意思啊。”
就這樣，我和爸爸奇蹟般地和好如初，甚至比之前的二十幾年更加和睦了。
得知小説獲獎的消息，我自然立刻打電話告訴了爸爸。我特意叫他説：“勝強，我得了一個獎。”他卻心不在焉，説：“是嗎?我在打麻將，打完再打給你。”
國中時候，爸爸把我寫在週記本上的作文整理出來，投給不同的雜誌社;大學時，他幾十本幾十本地買我出版的小説，把它們當作我們戴家的土特產送人;他喝酒了就走在我們郫縣的馬路上，張嘴就唱《三套車》;大熱天裏摸着自己的肚皮，背幾首詩詞再吃一口西瓜;正是這樣的爸爸，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第一位讀者，也是我認識的活得最有勁的人——正是因為他，我才決定要寫我的家鄉郫縣郫筒鎮，寫虛構的小鎮“平樂”，寫他這樣一個噴嚏打穿東街的胖子，寫故事裏的豆瓣廠廠長薛勝強和他的父老鄉親。
以前爺爺還活着的時候，我經常跟他去竹林茶館吃茶，一個院壩裏坐着的都是我們老南街的街坊鄰居，他們聽説我是個作家，就都搶着要把自己的事兒講給我聽。爺爺就説了：“總有一天，你要寫寫我們鎮上的事情。”
我的確就這麼做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