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説在自然狀態下，不必羨慕別人佔有資源，因為還有多得多的資源在那裏，每個人都還可以平等地去佔有。由此使我堅信一個道理：當任何資源足夠豐富時，人們不會極力去爭取。如果自由也想空氣一樣充足，人們還有必要天天去強調要自由嗎?為什麼在以自由為標誌之一的現代社會，人們還是覺得自己不自由，要不斷地提醒需要自由呢?
人們真的不自由嗎?那麼這也否定了人們從啟蒙運動以來對個性與自由的追求嗎?除非這麼長的時間，人們對自由的追求是沒有絲毫成效的，否則不需要還如此不斷強調更多的追求。如果我們承認在這段時間之內人們的追求是有成效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説人是貪得無厭的，人被這些“攻不破的愁城，填不滿的慾海”緊緊束縛，不能自拔，那麼這又是自由的嗎?如果説這不是自由，那麼我們追求的自由到底是個什麼呢?
我承認這麼説有點陷入形而上的嫌疑，但是我要説明的是，我們首先必須清楚我們追求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人們總是容易陷入一些困境——柏拉圖一直在追求善，他自己對善有一套十分嚴密的説辭，可是對其他人來説，又是“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了，以至於到最後，連善到底是什麼這個最原始的問題也變成了一個最複雜的問題;對自由的追求，也是在這種不斷的追問與質疑中被解構了，以至於我們對自由這個最原始的概念，也感到“説不清，道不明”了。在這些方面，我們表現得似乎沒有我們宣揚的那麼自信，我們總是在懷疑中，不能確定我們的認識是正確的。那麼也可以説，對自由的不斷呼籲，也是人極度不自信的表現。既然如此不自信，為何又宣稱要追求真正的自由?既然如此不自信，為何又宣稱以理性徵服終極的自由呢?既然如此不自信，為何又為自由義無反顧呢?
到現在為止，我們一直在人這個方面找原因，是否以換個角度，從自由本身找找原因呢?首先，我們看看自由到底是怎麼產生的——我們知道，在人類歷史的很長時間內自由並不被看重，甚至沒有這個概念。自由氾濫於西方的啟蒙運動以後，而啟蒙運動強調的是什麼，我想我們都清楚：強調人性的彰顯，或者説無論如何都要從人本身出發，越來越聚焦於人，最後就歸於一個一個的個體。我們知道，在古代是沒有這種思維的，古希臘強調的是城邦作為一個整體，而中國更宏大，我們有最基礎的宗族社會，每個人最好都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達者更要“為天地立心，為生靈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遵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規範——可以看出，中國人的“天下情結”。這些與現在的完全自我為中心的傾向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隱憂》中説，自我中心主義是導致自由喪失的一個原因，我們不能不反思，我們對自由的這種追求，如果建立在完全自我中心的基礎上，會不會南轅而北轍?
霍布斯提出了“自我”這個概念，洛克強調普遍憲政、個人權利——自由主義便由此發軔。我們也清楚，西方不同於中國的農業興國，是商業興國，商業必然逃不了個人的利益得失，理性的博弈，心理的較量與算計。因為農業是地地道道的物質財富創造與積累，而商業則玩的是錢生錢的遊戲，它不完全是原始的創造性活動，而是錢的生產。既然有博弈與較量，必然就有輸贏之分，必然有利益得失。而賺錢是從事商業活動最直接的目的，所以在西方很容易就把出發點聚焦到個人身上,所以説西方的理性具有天然的自私性。
而更重要的背景是，工業革命以後，商業不僅在歐洲出現了空前的發展，而且抱着向世界擴展的雄心壯志蓬勃發展，在這種狀況下，為了賺錢可以説是無所不用其極，“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現象呈現地十分徹底。在霍布斯、洛克的時代，自由的強調是在政治層面的，在政治上的“自我”的證明;亞當·斯密時期，則建立起了以經濟為基礎的自由大廈。經濟對利益的追求，使得經濟的理性代替了其他的理性，包括政治也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之上了，而這種作為一種工具的理性的泛濫，使得每個人的思考出發點更加集中到了一個一個的個體之上。密爾的《論自由》的中宣稱：“直接相關”是自由的範圍與外延，這裏可以説是把“自我”的獨立發展到了極致，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會有多少與自己直接相關呢?任何事情都可以冠以自由的名義，任何人無權干涉了。人就這麼被一步一步原子化了，越來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查爾斯·泰勒把這種現象稱為“自我中心主義”，把這種以自我為中心出發的理性稱之為“工具理性”，而自我的中心主義表現了對世界的寬容，甚至更多的是放縱，導致目標的喪失，人們因此陷入了後續的憂慮;同時工具理性的濫用，理性的博弈，世界的“祛魅”，使人們陷入更大的恐懼與憂慮;而這兩者最終就導向一個與預期相反的方向——自由的淪喪。我們可以發現，對於自由的不斷追求卻因為自由的本身的一些缺陷而逐漸走向了對自由的解構，對自由的否定。自由就成為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樓閣。
這也只是對自由本身的考察，如果我們想想他所帶來的影響，就會發現更加驚人的祕密——個人自由的本身就包含着對自由的否定。有一個不證自明的道理就是任何東西的容量都是有限的，水滿自縊，月滿而虧，一個人的思想中也只能存在一種思想，如果存在的太多隻有三種結果：或者是一種被另一種征服，形成一種思想獨霸，並且這樣勝出思想在頭腦中就顯得堅不可摧了;或者是兩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種新的思想，這種思想我們稱之為創新;或者這個人自己神經錯亂，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了。最後一種我們不作討論，而兩種思想的融合也不可能真正的平分秋色，必然會向某一方傾斜，那麼在現在的社會，做不到那麼多掙扎就可以推斷什麼思想佔有上風，佔據優勢地位。西方有個耐人尋味的故事，説的是一個老人在臨死時對自己的子孫説：“人的身體內有兩隻狼，一直是好的，一直是惡的，它們兩個在不斷的鬥爭。”他的兒孫問那隻狼會最終勝利，他説：“你經常餵食的那隻……”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中?理性大行其道，自由之風風靡全球，即使我們有其他的想法，在自覺不自覺中也會陷入理性的陷阱，理性就在不知不覺中戰勝了其他的“狼”，但是我們不知道哪個是善的，哪個是惡的。毫無疑問，工具理性主導下的自由更容易取得勝利，我們似乎無法擺脱理性的思考方式，除非歷史從頭再來，我們似乎無法擺脱理性的陰影了。當我們內心充滿了理性，充滿了工具理性主導的自由，我們還能容忍其他的思想存在嗎?自然而然的，自由帶來的個人中心主義的膨脹一發不可收拾了。
當自由充斥於整個腦海，當個人成為了整個世界，我們除了自己別的東西都不肯相信了，這就失去了認同與共同的標準，即便是有時表示贊同，也不能説明兩個人的想法是完全一樣的。每當此時，我們就真正陷入重重困境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自由，每個人都沒法干涉別人的自由，那麼自由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陷入沒完沒了的爭論，自由被撕裂了，支離破碎了。甚至有時我們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也感覺不到，或者是不敢相信或者不敢確定自己已經享有了自由，還在不斷的懷疑自由的實現程度，還在呼籲自由的實現，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嗎?
這還不算什麼。更重要的是，個人中心主義的膨脹，導致的價值的多元化，不能形成對自由本身的統一認識，為了自我的實現，人們不惜與他人論戰，甚至認為沒有這樣的論戰也是不自由的，極力宣揚這種論戰，而這種論戰，只有兩種結局：一種價值觀戰勝另一種，或者兩個勢不兩立，甚至引發戰爭。一方戰勝另一方的結局似乎是和平的，但是自由是什麼，是要讓其他的存在屈服於自己嗎?而勢不兩立，暴力戰爭則是更不要奢談自由了。就這樣，自由在這樣一步一步的擴張中把自己否定了。人永遠的不可能到達自由的彼岸了，它只是鏡中月，水中花，永遠不可能得到……
就這樣，自由要麼在人的不斷呼喚中漸行漸遠，最後消失在人視野的盡頭，留下一個如花的幻影;要麼在自己不斷的擴張中不斷自我否定，最終導致自由的迷失，人在追求的過程中也漸漸迷失了……
自由就這麼消失了，不必傷心，不必憂慮，糾結那麼多幹什麼?拋開理性的枷鎖，道法自然，“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觀天上雲捲雲舒”——這不是很自由嗎?
簫爻
風雨書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