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這一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體現於鄧小平理論的各個方面，貫穿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過程。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是辯證統一的關係，二者共同體現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當中。我們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一、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19世紀40年代中葉，馬克思、恩格斯綜合人類認識史的優秀成果和無產階級鬥爭的實踐經驗，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實現了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理論基礎，也是無產階級政黨全部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礎。而在這個基礎中，實事求是則是貫穿其中的理論精髓。它集中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的理論精華，是將這些方面有機地統一起來的一條主線。正是因為這樣一個貫穿其中的理論精髓，才使馬克思、恩格斯能夠運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入解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發現剩餘價值學說，從而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精髓同樣是實事求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條件下，列寧堅持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用於分析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情況，創造性地解決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新的實踐材料和實踐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和根本點。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必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一些人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國外的經驗，不僅沒能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幾次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克服了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鼓勵人們從這種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堅持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從而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在這條路線的指導下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開創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通向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七年，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因而取得了恢復國民經濟和對生產資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但從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以後，毛澤東過多地依賴以往革命鬥爭中形成的具體經驗，對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後的新情況、新問題缺乏深入準確的研究，思想和行動逐漸背離了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階級矛盾已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的情況下，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使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遭到了破壞，從而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利用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為達到他們個人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林彪任意割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鼓吹天才論和現代迷信，宣揚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反對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四人幫”則大搞形而上學、鬥爭哲學和歷史虛無主義，在政治上主張打倒一切，實行全面專政；在經濟上反對發展生產力，攻擊四個現代化，說什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鼓吹“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鼓吹“窮過渡”和“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在文化上否定一切，把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和傳統，一概說成是封資修的東西，要加以打亂打碎。不僅如此，還製造各種禁區、禁令，把人們的思想禁錮在他們允許的範圍內，搞得人人自危，人心不穩，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使整個社會處於沒有生機、沒有活力、停滯不前的狀態中。
馬克思主義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證明，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只要堅持這條正確的思想路線，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勝利發展。否則，就會招致失敗，陷入艱難曲折的局面。
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送上歷史的審判臺，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然而，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形勢依然非常困難。第一，“文化大革命”雖然隨著“四人幫”的垮臺而宣告結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破壞後果和惡劣影響依然存在；第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當時還在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並且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口號，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第三，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必要秩序還沒有走上正常軌道，國民經濟仍處於崩潰的邊緣；第四，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還處在僵化凝固狀態，各種禁區禁令和條條框框依然束縛著人們，使人們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這一切，對於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來講，都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鄧小平早在第二次復出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75年，就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治理整頓。雖然這一工作還沒有來得及深入就被迫中斷了，但它的顯著成效以及由此贏得的黨和人民的衷心擁護，充分證明了這種做法的正確性和可行性。所以，鄧小平於1977年第三次復出以後，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沿著1975年治理整頓指明的方向，進行撥亂反正工作。但是，這次撥亂反正與1975年的治理整頓有所不同。1975年的治理整頓首先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目的是在許可的範圍內，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減輕到最低程度，恢復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正常秩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實現政治上的安定團結。這次撥亂反正的切入點卻不是經濟領域，而是思想路線。思想路線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黨的思想狀況如何，路線是否正確，直接關係到這個黨的興衰存亡。
其實，在他正式恢復職務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一工作。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講話時就明確提出兩個重要觀點：（1）“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2）要用準確完整的觀點來理解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看作一個科學的體系。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出來工作以後，就開始領導黨的思想的撥亂反正工作。
從1978年5月起，報刊上開展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表面上看，關於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是一場常識的爭論，用學術的眼光看，沒有任何理論上的深奧性。但深入考察當時的社會背景，就會發現，這場討論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這種意義就在於我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究竟是以書本、教條為價值取向，還是以實踐為價值取向，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樣評價毛澤東。鄧小平大力支援這場討論。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嚴肅指出：“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還特別強調：“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解放軍報》6月24日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反擊了對於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人的種種責難，使得討論能夠向縱深進行。
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視察工作時，又針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的彙報工作時說，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檔案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
1978年12月，鄧小平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進行這個討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絡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發展”。“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迅速地擴充套件為全國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它對於進一步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確評價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創造了思想條件，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