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一些長期執政的政黨在防範和化解合法性危機問題上，積累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國外執政黨經驗教訓的範文，歡迎閱讀!
一、政黨政治時代的兩個標誌
大家好，我們這一講的題目是《國外政黨執政的經驗教訓》。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時代，生活在一個資訊時代，那麼從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來看，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政黨政治時代，所謂的政黨政治時代，它有兩個標誌，第一個是政黨的存在和發展是各國的一個普遍現象。據不完全統計，現在在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五千多個政黨存在。那麼現在在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沒有政黨存在的國家只有20幾個，這主要是一些穆斯林原教主的這樣一些國家，比如說像卡達爾、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等。因為在這些國家裡面，他們的宗教認為，這個政黨是穆斯林統一性的破壞者，所以在這20幾個國家裡，他們的法律是禁止一切政黨存在的。
所謂政黨政治時代的第二個標誌是什麼呢，就是說現在各國的政府基本上都是政黨政府，也就是說各國都是依靠政黨掌握國家政權來治理國家的。
那麼，既然我們生活在一個政黨政治時代，那麼政黨，執政黨的建設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因為一個執政黨執政的好壞不僅僅是關係到這一個黨的命運，同時也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所以我們說執政黨的建設顯得格外重要，這個曾慶洪同志在還做中央黨校的校長的時候，他曾在一次開學典禮上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現在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政黨執政能力、執政水平、執政效率和執政作風的競爭。我們說既然我們生活在政黨政治時代，那麼政黨要掌握國家政權，掌握了資源，手中有了權利，他才能更好的去所他所追求的價值，實現這個政黨的目標。但是我們看世界上這麼多的執政黨，為什麼說有的政黨能夠上臺執政，有的不能。有的呢，在臺上執政，執政一段時間以後下臺，下臺以後還能夠經過調整以後又上臺執政。而有的政黨呢，可能執政，執政了很長時間，然後下臺。不僅僅下臺，甚至是亡黨。那麼有的政黨就是曇花一現。那麼這個呢，就可以看出來，政黨能不能夠上臺執政，它並不取決於這個政黨的主觀願望，而是取決於什麼呢，取決於民眾的信任。
二、現代政黨上臺執政的主要途徑
我們看，現代政黨上臺執政，無非是通過兩條途徑，一條途徑，就是在競爭性政黨體制下，我們說競爭性政黨體制下，一個政黨能否上臺執政，或者執政壽命能不能夠延續，就取決於他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選舉中，能不能夠贏得足夠多的選票，如果能夠得到足夠多的選票呢，他就能夠上臺執政。如果說他要延續他的執政壽命，就取決於他在下一輪的選舉裡，能不能夠繼續贏得足夠高的選票。如果能，那麼他就繼續執政，如果不能，那麼他就成為在野黨了。所以我們說在競爭性政黨體制下，選民的選票就是民眾對一個政黨信任不信任，支援不支援的一張晴雨表，同時也是一個政黨能否上臺執政，或者是繼續執政的一張通行證。
那麼另一種情況，就是在非競爭性政黨體制下，那麼在非競爭性政黨體制下，我們看這些政黨是怎麼上臺執政的呢，一般的來說，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得，一個政黨，他在領導本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或者是在推翻本國的專制統治這樣的革命鬥爭中，帶領民眾贏得了革命的勝利，取得了民眾的信任和支援，然後上臺執政的。在非競爭性政黨體制下，我們看，好像一個政黨執政壽命的延續跟民眾信任和支援這個程度這個關聯不像在競爭性政黨體制下選民的選票來得那麼顯而易見。但是從世界政黨發展個案，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在非競爭性政黨體制下，如果一個政黨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和支援，同樣會遭遇亡黨亡國的命運。比如說蘇共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我們大家都知道，蘇共是一個有93年曆史，一黨單獨連續執政74年的這樣一個大黨，老黨，但是這個黨在1991年不僅失去了執政地位，而且遭遇了亡黨亡國這樣一個厄運。
那麼這就是說不管是在競爭性政黨體制下，還是在非競爭性政黨體制下，實際上現代政黨你要執政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一致的。那麼是個什麼問題呢，我們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說，你如何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援。這個如果我們用政治合法性術語來解釋的話，可能得解釋半個小時。這個合法性，它有什麼內涵，它是怎麼演變過來的，它今天有哪些意義，含義等等。但是實際上道理很簡單，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那句老話“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那麼話又說回來了，你說從政黨的主觀願望上說，哪個政黨不想自己能夠上臺執政，因為哪個政黨都明白，你只有掌握了國家的資源，掌握了政權，有了權利能夠分配這些資源了，那麼你才能夠去實現你這個黨的目標。如果說你手中沒有權，沒有資源，你有再好的理想，再好的價值追求，再好的目標也是沒有辦法去實現的。所以哪個政黨從主觀上說，它都想去執政，都想贏得足夠多人的支援，都想追隨我的人越多越好，支援我的人越多越好。但是為什麼有的政黨做的到，而有的政黨他就做不到呢。有的政黨做得好一些，有的就做得很差呢，那麼這就是說，在現代這樣一個條件下，你要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援，他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基本問題。那麼今天呢，我們就是跟國家一起來探討這樣一些共同的，政黨要面對的基本的問題。
三、現代政黨需要面對的基本問題
因為我們雖然少由於各國政治歷史發展的程序不同，各國的政治文化不同，各國所選擇的政治制度，政黨體制或者是說政治體制都各不相同，那麼政黨本身他的組織狀況指導思想，甚至是這個政黨的宗旨，政黨的運作等等有很多的差異，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我們看實際上在全球化市場經濟這樣一個背景下，在一個民主向前發展這樣一個文明程序中，實際上各種不同的政黨，各類不同的政黨，他不管在什麼條件下執政，他都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
(一)如何面對社會變化，來不斷地鞏固和擴大執政的社會基礎，爭取更廣泛的支援。
1、社會變化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共同的問題。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政黨如何面對社會變化，來不斷地鞏固和擴大執政的社會基礎，爭取更廣泛的支援。這可以說是現代政黨執政它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大家說到政黨的時候呢，我們有一句話，我們說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這樣的政治組織。那麼也就是說政黨身上的階級性，階級烙印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在二戰以後，由於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科技革命的發展，社會的階級階層分化，出現了一個新的形勢，一個新的趨勢。那麼這個趨勢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中產階級的隊伍在不斷地壯大。而與中產階級隊伍壯大相對的就是傳統的工業文明時期的那兩大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特別是藍領工人的隊伍都在減少。那麼這樣一來就使得這些傳統的政黨，他們要爭取執政，要繼續執政的話，他的社會基礎就變得越來越窄，越來越不確定。因為中產階級不僅僅是這個隊伍人數在不斷壯大這樣一個現實。
那麼更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方式與傳統的工人階級有很大的區別。
我們可能都還記得馬克思的那句話，說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由於一所所有，要靠出賣自身的勞動力去維持生存。那麼因此他的政治參與方式是激進的、革命性的，而中產階級不一樣，大家知道中產階級是在社會裡面方方面面的精英，這些人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在社會上佔有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因此他們既希望社會是向善的，是不斷地沿著公平公正這樣一個目標去完善的，同時他們的政治參與方式又是溫和的、改良的，他既希望社會是改革，不斷地向前走，但是又希望這種改革是溫和的改良式的。因為大家知道，如果是不斷地革命這種暴動，那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話，那麼他們可能就會失去自己一生或者是半生這種苦苦奮鬥而得到那樣一個地位。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傳統的政黨，代表資產階級的右翼政黨和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政黨，他們要爭取上臺執政，要延續自己的執政地位，他就要想辦法去應對這樣的變化，那麼去擴大自己的階級基礎。
2、應對措施
我們看世界各類政黨，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應對這樣的問題，他們的應對基本上應對措施是兩條。一條就是政黨政策的調整，另一條呢，就是政黨自身的轉型。
所謂政黨政策的調整就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右翼政黨和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政黨，他們都在向中間靠攏。這個過程在二戰以後的西方國家表現的非常的明顯。因為西方國家，大家知道他們的現代化是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的，所以這個過程在他們那兒開始的非常的明顯。那麼這個過程實際上在發展中國家，隨著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程序的啟動和向前走，那麼這個過程也已經開始了，也看得非常明顯了。
那麼左翼政黨，右翼政黨都向中間靠攏，我們看在西方國家，二戰以後都出現了什麼局面，出現了階級合作、階級妥協、左右共制和共事政治這樣一個局面。那麼在西方國家，很多國家特別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裡面在二戰以後都建立了一系列調節勞資矛盾的這樣的一些機制。比如說在英國在二戰以後建立起集體談判制度，在法國建立起社會夥伴關係，在德國建立起共同決定權，在義大利實現了歷史性的妥協。也就是說如果說在二戰以前，代表右翼的資產階級政黨和代表左翼的工人階級的政黨，那麼他們一競爭黨政的話，這個鬥爭的矛盾就集中在制度層面，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還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呢，還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一斗爭，一進行黨爭，這個矛頭，這個焦點就集中在這個層面上。但是在二戰以後，再進行黨爭的話，這個鬥爭的矛頭焦點就由制度層面轉向了政策層面，那麼更多的是在政策層面，雙方雙翼的政黨會提出不同的政策，或者有不同的政策取向。但是他們不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了，而更多的是說要在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也就是在承認現行制度的前提下對他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內部，實行很多社會主義的原則。那麼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看到的，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北歐、西歐，二戰以後實行的福利政策，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搞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採取的那些政策。那麼這實際上都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在資本主義內部的一個實施，為的就是去克服資本主義那些固有的矛盾，那麼對資本主義社會裡必然產生的勞資矛盾進行一些調節，這也就是法國社會黨所明確提出的一個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也就是說在經濟領域保留市場經濟，那麼它合理的配製資源給人們以動力等等。但是在社會領域面對社會問題的時候，民生問題的時候，那麼要更多的採取一些社會主義的原則，這樣就避免了資本主義這種弱肉強食這樣一個情況，這是政黨政策的調整。
那麼再有就是政黨自身的轉型。所謂政黨自身的轉型，也就是階級政黨向全民黨，人民黨來轉變。我們剛才說了，這個現在在各國政治舞臺上活躍著這些政黨基本上還都是工業文明那個時代的產物，也就是說他們身上的階級烙印還是非常明顯的，但是面對戰後階級階層這樣一個變化，他們要應對，那麼也就是說，左翼政黨也好，右翼政黨也好，他們僅僅依靠自己那個階級想上臺執政，保持執政地位，已經不太可能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他們在實現自身的轉型。很多政黨都提出，我們這個黨是跨越階級的，是超越這個階層的，是代表全體人民的，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基本上都是這樣說，有的政黨把自己稱為全民黨，有的政黨就把自己稱為人民黨。全民黨也好，人民黨也好，實際上就是說政黨要向人民宣誓，我這個政黨是超越了部分的，也就是說不是僅僅代表部分的利益，而是更多的從全民的利益，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去考慮問題的。所以你們儘可以放心，我們可以為社會的大多數去服務，我們不會亂用國家權利等等這樣一些東西。那麼這個全民黨也好，人民黨也好，這個轉型在發展中國家也已經很明顯了，我們看這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早期成立的時候，是一個典型的工人階級政黨，像李光耀，也就是黨的這些領袖基本上都是原來工會的領導人轉化為政黨的領袖了，也就是這個黨也是在工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但是在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就開始在國內採取一些政策來鼓勵，或者說來扶持中產階級這個發展。那麼到了80年代，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就宣稱他這個工人階級政黨已經轉為一個全民的政黨，轉為一箇中產階級的政黨。我們看現在很多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也好，包括個一些資產階級政黨也都在這樣說。像我們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那麼我們過去說我們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但今天我們也提出兩個先鋒隊。那麼也就是，我們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我們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那麼這個都是政黨為了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基礎，而對階級階層發生變化這樣的一個應對，那麼這是第一個問題。 如何面對意識形態的困境，強化以政策和政績來獲取民心。
第二個問題呀，執政黨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意識形態的困境，強化以政策和政績來獲取民心。
1、意識形態困境
這個我們說到政黨的時候，我們有另外一句話，我們說政黨是意識形態的載體，這個話可能說起來很拗口，大家想想意識形態就夠想半天了，載體擱在一起是一個很拗口的話。但是實際上這個也很簡單，就是我們大家平常很直觀的，就是說任何一個政黨，特別是有所作為的政黨，都跟一個主義連在一起，也就是說一個政黨，他都信奉某種主義。那麼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說沒有主義的政黨是很少的，而且一個沒有主義的政黨也是很難有所作為的。我們看現在，在世界上我們能夠說的上名堂這些主義都有政黨來信奉他。比如說在社會主義一義，我們說有民主社會主義，有科學社會主義，有阿拉伯社會主義，卡扎菲社會主義，什麼拉美，像我們現在看委內瑞拉的總統查韋斯經常在電視上說，要搞什麼21世紀的社會主義。
前巴西的總統盧拉也在談社群社會主義，勞工社會主義等等，也就是說各種主義都有政黨在信奉。那麼在資產階級一義我們看早期有保守主義，有自由主義，那麼到了二戰以後又有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等等。那麼除了這些大的主義以外，左翼的、右翼的，那麼還有一些極左、極右的，比如說法西斯主義，這就是極右的了，那麼還有極左的，像紅色高棉當年在柬埔寨實行的共產主義，那真是共產共棲了。我們可以看就是各類政黨，他實際上左右翼之分，這個政黨界限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信奉什麼主義，就是靠這個東西來分。那麼20世紀我們可以說，整個的世界的政治舞臺可以說他就是各種主義的一個大試驗場。
我們看不管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好、民主社會主義也好、阿拉伯社會主義也好、卡扎菲社會主義也好、還是勞工社會主義也好、那麼還有新自由主義、勞工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那麼包括極右的法西斯主義他們都是在政黨上臺以後把這些主義轉化為治國理政的政策而在各國來實施。所以我們說，20世紀各國的政治舞臺，它就是各種主義的一個大試驗場。但是人類進入21世紀以後，我們說我們還是不知道到底哪種主義能把我們人類帶進理想的天堂。一個主義可能克服了一種困難或者說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他同時可能帶來了另一些問題。而有一些問題，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各種主義都去做實驗，最後他解決不了。那麼這樣一來就使得政黨這個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他信奉的這個主義，在人民的心目中對他的信奉就打了折扣，也就是說各種主義，它都遇到了自己的一種困境。社會主義在蘇東劇變以後，由於蘇東這種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而使得社會主義的信念、信仰在人們的心目中變得不那麼堅定了，我們說得溫和一點，我們說困惑、迷茫，我們說的不客氣一點，那就是信仰的危機。我們說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信仰遇到了這樣的情況，實際上資產階級，老牌的資產階級那些觀念，那些意識形態也同樣遇到了自己的問題。那麼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為什麼發展到現在，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那也是因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很多問題解釋不了或者說應對不了，那麼他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才出現了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而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同樣會遇到問題。
比如說新自由主義，這是以撒切爾夫人上臺執政，在英國領導保守黨上臺執政的時候，慢慢形成的這樣的一個主義。那麼這個主義可以說保守黨在英國執政那20xx年時間，可以說他還是取得了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靠這套東西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那麼特別是隨著蘇東的劇變，那麼當時有人就提出來，這個新資本主義可能是未來整個世界的一個比較有效的這樣一個治理方案吧，說可能要比其它的主義可能對各國的發展，各國的治理更有效一些。但是隨著20xx年，在美國發生的這場金融海嘯，也就是這場金融危機，人們又說，它是新自由主義的破產。
2、執政黨意識形態困境的原因
所以說各種主義都遇到了這個問題，那麼這個情況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困境。那麼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困境呢?那麼我們可以說，主要來源於這樣四個方面。
(1)執政黨意識形態與社會意識形態的天然距離
一個就是因為這個執政黨意識形態與社會之間，它有一個天然的距離。
我們大家都知道，執政黨意識形態，它是一個一元化的，儘管在黨內，某一個黨的黨內，可能對各種問題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認識，但是呢，作為一個組織，他對外，他的這個主義，他是一個一元化，是一個整體的。那麼，社會意識呢，他天生就是一個多元的，我們說社會上個人也好，不同群體也好，階層也好，他都是根據自己在社會環境裡面自己所受教育背景來認識事物，或者說來接受某些價值的，或者說他們的價值判斷也是根據自己這個親身的這樣一些體驗，這樣一些經歷，自己所處的這會經濟地位等等，依靠這些來判斷事物的，它天生就是一個多元的。那麼你一個執政黨，要用一個一元化的意識形態去統領社會，去面對一個多元的社會意識，這本身它就是有距離，就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們看世界各國這麼多的政黨，如果說這個政黨意識形態包容性很強的話，那麼他在引領社會的時候，和社會意識這些價值觀念比較接近的時候呢，那麼他相對來說就要容易一些。而如果說這個政黨的意識形態他的包容性不夠大，很窄的話，儘管從價值追求和價值判斷上，我們說很神聖，很高尚，沒有問題，但是他在引領社會的時候也會發生困難。我們看前蘇共可能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這樣的情況。
(2)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距離
那麼再有一個原因就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距離。這個呀，簡單的說就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看一個政黨，它為什麼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呢，為什麼這個政黨要成立，一般來說，都是一些人或者一群人，他們對現存社會治理方式不滿意，他們就開始起來進行批判抨擊，然後同時提出一套自己建設未來社會這個美好藍圖告訴人們，說如果按照我的這套價值理念去建設社會的話，那這個社會就會是善的，就會是更公正，更平等，人們就會生活的更好，更幸福。一般來說都是這樣一套東西。那麼政黨為什麼要有這套東西呢，就是說，你政黨，你不管什麼型別的政黨，他在徵募黨員，吸引民眾，動員民眾的時候，吸引民眾的時候都要靠這套說詞去發動群眾，去吸引群眾，因為他不能像徵兵一樣，說我靠法律，或者是什麼資源靠一個原則，一個政策，他不能靠這些東西，他只能靠自己對現存社會這套解說，靠自己對未來社會這套美好的說辭。人們覺得是，你說得有道理，跟著你，然後咱們革命也好，或者改革也好，或者怎麼樣也好，反正我支援你，估計你上臺以後，照著你那套做，這個社會就真的會好起來，一般來說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看一個政黨在他一成立的時候，一般來說這個主義就是既定的了，他就選定了。就跟一個主義捆綁一起，他就信奉這個主義了，但是一旦這個政黨執政了以後，他會發現在很短的時間裡，或者是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他過去批判過的那套社會的醜惡、問題，他可能解決不了，沒有辦法克服，那麼在有些方面可能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同時，他為人們描繪的那幅美好的社會藍圖，在短期內，或者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他也很難去實現，或者是說，他在解決了一個問題的同時，可能又帶來了新的問題。那麼這樣一來，理論和實踐之間這個距離呀就很明顯了，或者在拉大。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對你這個意識形態的信奉就會大打折扣。那麼
這個政黨在在野的時候，他對民眾的那套說辭，實際上就是你對民眾的一種承諾。那你上臺以後，你就要努力地去實現這個承諾。如果實現不了的話，那民眾會對你怎麼說，說的客氣一點，溫和一點，他說好，你這個政黨是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你只會說，不會做。如果說得不客氣一點的話，說得尖刻一點的話，那是什麼，他說你在欺騙他，這個時候你要讓他去信奉你可能就會變得困難，這也是執政黨意識形態困境的一個來源。
(3)政策轉向難
那麼再有什麼呢，政策轉向難，我們看各國政黨治國理政這套政策，基本上都是他所信奉的那套意識形態，在實踐層面的一個轉化。
我們說各國政黨或者說不同型別的政黨，或者說在一個國家內不同政黨上臺執政的時候，為什麼政策會不一樣。那麼這個政策是依據什麼來的，那麼很多的時候，他是跟他這個意識形態捆綁在一起的，他是根據他意識形態的這套觀念，這套價值目標，這套追求來採取的政策。但是，我們發現，如果執政黨的政策和意識形態捆綁的太緊密了以後，他一旦這個政策在實踐中遇到困難，他要轉向，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困難。一方面，可能因為意識形態的這種束縛，由於黨內的爭論，或者說害怕失去民眾的支援，他轉不成，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呢就是說，我轉成功了，轉了以後這個政策和意識形態這套觀念就相脫離了。那麼這樣一來，民眾就會覺得你這個政黨什麼意思，你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主義啊。那他對地的支援，或者對你這個意識形態信奉又會打折扣。
所以我們說在政策轉向這個問題上，一個政黨經常會遇到兩難的一個選擇，會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境地。比如說我們前些年接待了一個英國工黨的代表團，那麼這個工黨的代表團呢，他們當時來的時候，當時還是布萊爾在臺上執政，也就是做工黨的政府的首相。那麼他就跟我們講，他說呀，這個英國工黨現在遇到了一個兩難的境地，說他們要搞改革，要搞改革呢就非常困難，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因為這個改革是改什麼呢，就是改它這個福利社會主義。而大家知道福利社會主義恰恰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核心的一個理念，或者說一個政策。但是在全球化這樣一個背景下，由於全面實現福利政策，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國家社會來包的話，這個負擔是非常重的，這樣以來就使得國家的競爭力，也就是效率問題解決不了，解決不了要改革，改革就遇到了困難。工黨那個代表團的人跟我們講，他舉了一個小例子。他說福利政策養懶人這一條，咱先不說。咱就說這個福利政策，負擔重國家難以承受這個問題，他說比如說過去一個人得了尿毒症，他可能很快就死掉了。但是呢，由於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現在一個人得了尿毒症以後地他靠血液透析他能活很長的時間。但是一個人靠血液透析來維持生命，這是一筆相當大的開支，這個錢誰出，誰出。那你不是建立國家福利制度嗎，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國家社會來承擔嗎，好，國家出、社會出。那國家哪兒來的錢啊。他說在英國，那就是提高稅收，這是一條途徑，來增加這個國家的掌握的資金，然後這是一個途徑。他說如果在我這個國家我提高稅收又會帶來另外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就是資本外逃。我們大家都知道，資本是追利的，哪兒賺錢多哪兒去，哪兒成本便宜我去哪兒，為什麼我們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我們中國都成了世界製造工廠，不就是因為我們勞動力便宜嗎?好，他說，如果沒有人在我這兒辦工廠，辦企業，辦商業的話。那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更多的人要失業。那失業以後，你福利政策啊，你就要發失業救濟金，他說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惡性的迴圈，所以我不改這個東西不行，我要改。
他說，那我要改的話又出現問題了。他說這個福利政策誰受益，那不是中下層人民嗎，好，我這個工黨是代表誰的利益啊，恰恰是代表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那好，如果我改的話，他說，我所代表的這些中下層民眾，他們又會說了，說好你這個工黨，你自己都背叛了你的主義，我們還幹嗎跟著你，我們這幾十天跟著地，你給了我們什麼好處，不就是那點福利嗎，你現在又把它拿走，那這樣的話我們幹嗎還要把票投給你。他說你看，我不改國家的競爭力上不去，選民不會買的帳，不會把票投給我。好，我要改，我要改的話，那這些享受福利的老百姓，他們又不高興了，他們又不肯把票投給我，所以他說，我們現在工黨真難啊。我記得當時那個，也是個年紀挺大的這樣一個老人，他在那個坐在那兒搖頭晃腦說，難啊，難啊。真羨慕你們中國共產黨，你們多好，不用經歷四年，五年一次這樣生與死的考驗，你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走走走，摔倒了，摔倒了爬起來接著走，說我們不行，我們如果這一跤摔下去的話，不知道豬年馬月才能爬起來呢。想想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說呢，這個政策轉向難，這也是執政黨這個意識形態的一個困境的來源。
我們從我們國家改革30多年曆程裡面也可以看到，我們改革最早是從農村土地承包開始的，那麼那個時候，學界也好，政界也好，就開始爭論姓資姓社的問題，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一言九鼎的老人鄧小平，說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一說好，大家不爭論，接著往前走。走走走，到了股份制改革的時候，大家又開始了，學界、政界又開始爭論姓公姓私的問題，那麼直到我們物權法的難產。那麼這些呢，實際上都反映了這樣一個情況。那麼還有我們現在這個市場經濟和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的這樣一個距離，那麼也使得人們經常遇到一些問題，要麼爭論，要麼困惑，不知道我們該用理論解釋現實，還是用現實解釋我們的理論。那麼這就是我們說的，我們的黨員，為什麼對社會主義的新年會出現迷茫、困惑。其實有的時候，他並不完全是說，我弄明白了社會主義是什麼，共產主義是什麼，我決定不信任了，不是這個東西，恰恰是因為社會現實和這個傳統的這個意識形態的我們宣教這些觀念之間可能有了距離了，人們對很多問題理解不了而產生的困惑和迷盲，困惑和迷茫。如果說我們真正的把社會主義的原則講透了，而且我們的實踐中又能夠堅守和貫徹下去的話，那麼我想，我們共產黨人，至少我們在座的可能大家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是會堅定起來的。
(4)人們的價值取向和個性化要求越來越多了
那麼再有執政黨意識形態困境的來源，就是人們的價值取向和個性化要求越來越多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人們受教育的程度越來越高，接受的資訊越來越廣泛。各種主義，各種思潮，各種觀念，各種觀點都在不斷地融合、衝擊。那麼這樣一來就使得人們肩膀上那個腦袋不再簡單了。 過去我們說政黨的時候，我們經常說一句話，說一部黨綱就是黨的一面旗幟，說這個黨打出來紅旗，後面譁一群人跟上，那個黨打出來藍旗又一群人跟上，那個黨打出來的可能是灰色的旗子，又一堆人聚在他的旗下了。但是說現在政黨這樣的好日子不過了，或者說是沒有了。為什麼?就是人們更多的是根據自己在社會中的經濟、社會地位來判斷事物，認識事物，而且人們不再盲從。
那麼這也就是說，像德國社會民主黨，說愛爾福特綱領的時候，當時寫了六頁，寫得明明白白的，說這個黨是幹什麼的，是為誰的，但是說現在，這個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綱都寫到150頁了，還沒說明白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是為誰的，為什麼呢?經常有選民給他們打電話，說你這個德國社會民主黨，我一直是支援你的。那為什麼從你黨綱裡面，就找不到反映我訴求的文字呢，那就是說，人們現在這種個性化東西越來越多，你這個黨你再怎麼寫你也包含不了。也就是說政黨整合的功能變得越來越困難了。那麼這就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的一個困境。
3、應對方式
那麼面對這樣的困境，執政黨你要執政，你也不能說算了吧，這麼難我們回家待著去，不管了，愛怎麼著怎麼著，還不行。你要執政，你要引領社會，你就得給社會提供一個方向，提供一個目標。那麼你要導航，要不然你執什麼政，人家憑什麼讓你執政，所以執政黨也要尋求應對。應對的途徑總的來說，一個趨勢就是意識形態的中間化。你看各類政黨，各國政黨，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趨勢，就是意識形態的中間化。所謂意識形態的中間化就是政黨意識形態的階級色彩變得越來越淡了。 那麼至於說具體的應對，可能各國黨有自己不同的應對方式，比如說有的政黨是更新思想觀念，挑戰傳統理論，比如說像英國工黨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這個英國工黨呢，在1920xx年的時候，他把一個公有制條款寫進了他的黨章第四條，也被稱為黨章第四條，因為當時工黨，他認為他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而且要搞社會主義，那麼對社會主義普遍的認識，就是要實現公有制消滅私有制，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把一個公有制條款寫進了黨章。但是英國工黨後來在執政實踐呢，只有在二戰的第一屆英國工黨政府，這個工黨上臺執政的時候，他在英國大規模的實現了國有化，但是國有化實現以後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說效率問題，浪費的問題呀，官僚主義的問題等等。那麼這些問題發現了以後，再加上反對黨和一些國民的這種抨擊、垢病，所以後來的工黨政府在上臺執政的時候就沒有在英國大規模的實行國有化。
但是這個公有制條款一直保留在英國工黨的黨章裡。在撒切爾夫人領導保守黨執政的那十幾年裡面，就意味著工黨每次選戰都敗下陣來，那麼這種情況下就要尋找原因啊，為什麼呀，我們選戰為什麼我們老是輸啊。那麼其中找到一個原因就是說這個公有制條款。那麼因此在黨內引發了爭論，有一部分人認為應該取消這個公有制條款，因為公有制條款說已經妨礙我們工黨上臺執政了。說英國這個兩黨制，保守黨代表大資產利益，那麼工黨代表中下層人民的利益，但是一些小商人，一些小企業主，一些知識分子，說他們不支援保守黨，但是他們覺得工黨更不能支援，說你這個工黨，公有制條款擱在黨章上，你雖然現在實踐層面你不去做了，但是如果哪屆政府上臺，或者哪個領袖對這個情有獨鍾的話，那你就有理論根據，你馬上就可以做起來，說那樣我們辛辛苦苦掙的小家業又不保了。所以他們在投票的時候不支援保守黨，工黨更不能支援，最後就是這兩黨可選擇，他們還是把票投給了保守黨，所以工黨在分析這個選票的時候，他們就找出這樣一個原因。找出這樣一個原因那一部分就主張取消它，另一部分人就說不能取消。這個公有制條款，這是我們工黨的圖騰，我們工黨的標誌。說如果取消了公有制條款的話，那麼我們工黨，你憑什麼說我們還是工黨。那麼我們要搞社會主義，拿什麼叫搞社會主義，那我們和其它政黨還有什麼區別。說你要是取消了公有制條款，是不是工黨本身也應該改名字了，不應該叫工人階級政黨了，不應該叫工黨了，所以就爭論不休，爭來爭去最後不了了之，到1995年布萊爾當上了工黨領袖，少壯派當家，再一次在工黨內部挑起了公有制條款的爭論。還是眾多紛紜，有人說應該取消，有人說應該保留。
那麼布萊爾這個時候引進了一個解決辦法。黨內公決，就是讓黨員來投票，最後根據票數的多少，取消了這個公有制條款。那麼在1997年那次大選裡，工黨就贏得了選舉上臺執政了。倒不是說這個公有制條款該不該取消，或者公有制怎麼樣，我們不去評論這個，而是說工黨這個行動本身，它產生了一定的效果，因為過去工黨在英國民眾的心目中，它是一個呆板的教條的僵化的這樣一個政黨，認為他們不願意跟上時代的變化，不肯進行改變，也跟不上時代，是這樣一個看法。但是布萊爾上臺以後，他當時提出了一個口號，叫新英國，新工黨。這個條款行動，英國的民眾覺得工黨看來確實有新的意味，他也願意改變自己，所以很多人就把票投向了工黨。那麼工黨上臺執政以後，面對全球化這樣一個挑戰，它又提出了第三條道路這樣一套比較完整的應對全球化的這樣的一套思想。那些年在我們這裡說得很多。那麼這是一類政黨，也就是更新思想觀念，挑戰傳統理論。
再有政黨就是擴大意識形態的包容性，比如說古巴共產黨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這個古巴共產黨過去跟我們一樣，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在他的一大，二大里面都只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唯一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綱黨章。但是在蘇東劇變以後，古巴共產黨可以說是內外交困。因為過去他跟蘇聯跟得比較緊，那麼整個經濟都跟蘇聯連在一起，但是蘇東劇變以後，那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垮掉了，進護會也解體了，那麼這樣一來，他跟蘇東經濟聯絡就斷了，那麼這樣一來他的經濟變得非常困難。同時呢大家知道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又在美國的眼皮子底下，美國對他進行全面封鎖，所以他非常困難。同時由於蘇東的劇變，在古巴的黨內和社會上，也就是說黨內黨外都遇到了社會主義信念動搖的這樣一個問題。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把更多的人凝聚起來共度時間，古巴共產黨在三大，四大里面就把馬克思主義和何塞馬蒂的思想一起寫進了黨綱黨章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何塞馬蒂何許人也，何塞馬蒂是個詩人，是個散文家，也就是他是一個文學家，同時他也是一個民主革命的這樣一個理論家和革命家，他的思想主要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主獨立，民主解放，然後是追求自由平等、人權等等這樣一些思想。那麼我們比較一下，可能就相當於我們中國的孫中山先生。那麼把他的思想寫進去了以後，實際上就是為了擴大這個意識形態的包容性，把更多的人給吸引凝聚到這個黨的周圍來。
那麼同時呢，這個古巴共產黨內部還發了一個檔案。這個檔案說什麼呢，就是允許教民加入古共。他過去跟我們一樣，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共產黨員不能信教，信教的人不能入黨。
那麼這個時候他發了一個內部檔案，允許教民入黨，而且在這個檔案裡解釋，信教跟社會主義信仰怎麼不會發生衝突，甚至會可能更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等等這樣。 那麼再有政黨就是弱化意識形態的色彩，努力把意識形態的觀念轉化為民眾關心的具體問題的看法和解決問題的政策。比如說像美國的兩黨，可能在這方面就比較典型。美國的兩黨，大家知道，共和黨有人說他是富人的政黨，它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而這個民主黨呢，有人說它是窮人的政黨，也就是說他代表的是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雖然兩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從這個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分析來說，他是非意識形態化的政黨。但是如果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來看呢，實際上呢，這個兩個黨的意識形態的淵源和分歧還是很大的。共和黨信奉的是保守主義，而民主黨信奉的是自由主義。
但是我們看這兩個政黨，他們在宣教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時候不是強調這個東西是我的，而恰恰相反，他不僅不說這個東西像民主、人權、自由這樣一些核心的價值理念，他們不說這是我這個黨特有的，甚至不把它說成是美國人都有的，而把它說成是全人類共同的。
那麼我們看這兩黨在打選戰的時候也特別有意思，我們看他的選戰，這幾屆的這個總統選舉的時候，這個選戰打的是非常激烈。但是，我們沒有看到這兩個黨在兩黨辯論的時候，他們說好，你那個民主黨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多麼不合時宜，我這個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多麼多麼合時宜，我能解決什麼問題，他不是這樣的。而是什麼?都是在辯論那些民眾，選民關心的問題。比如說，教育問題，醫療保障問題，事業問題，甚至是說有一些問題在我們看來，都覺得很奇怪，你說這個問題有什麼好爭的，爭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了，還在爭，而且兩黨總是給出不同答案，比如說同性戀能不能合法化，婦女能不能自由墮胎，私人能不能擁有槍支等等的這樣一些問題，總在爭，兩黨還總是給出不同的答案。那為什麼，實際上他這背後潛伏著意識形態的觀念。但是他在面對選民的時候，他不是直接的去反覆的闡釋、解釋，或者是宣教我們這個意識形態怎麼怎麼樣，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
那麼再有的政黨就是兼收幷蓄，實行“拿來主義”，就是有很多傳統的政黨，一些現代社會發展面臨的問題，在他們的觀念裡面是沒有的。但是這些政黨一旦看到某種觀念被民眾所認同接受，他們就會把它馬上拿過來放到自己的競選綱領裡面、施政綱領裡面來，就是吸收過來。比如說像環保主義、和平主義、女權運動等等這樣一些觀念，這都是我們知道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這個綠黨是他們的觀念。我們知道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在西方社會出現了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那麼在這個群眾運動中，就慢慢發展成一個政黨，也就是綠黨。他們的觀念就是環保主義、女權運動、和平主義等等這些，這些傳統政黨裡是沒有的，但是這些傳統政黨很快就把它吸收過來。我們前些年去德國訪問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一位領導人他當時就跟我們講，他說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環保政策比綠黨還要積極。那麼，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使得我們看，在今天當環保成了人人都在關注的問題的時候，綠黨發展的勢頭不像在上個世紀的時候發展的那麼猛烈了，那麼迅猛了。為什麼?就是因為他的很多的觀念被傳統政黨吸收了，而這些傳統政黨，基本上都是在執政。執政了以後，他一吸收過來，他馬上就可以採取政策去實施，去解決問題。而你綠黨你還在野，你在那兒整天喊叫，你要到政策層面，那還要通過好多的環節。所以那追隨他的人，支援他的人，很多一看傳統政黨也能解決這些問題，那他的選票就投向這邊來了，所以這些綠黨在有些國家發展的勢頭減弱了。那麼這是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麼在應對這個意識形態的困境的時候，可以說呢，我們黨是跟上了世界政黨政治發展的潮流，或者更準確的說，我們就是這個發展潮流中的一員。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看，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的意識形態，他的特點、特徵是什麼呢，那就是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們說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建立起新中國，這個政權和舊政權是沒有承繼關係的。因此我們要鞏固這樣一個新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樣一個政權。那麼講階級鬥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建國幾十年以後還在那兒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講出問題來了，講十年動亂。那麼，我們看在結束了文革十年動亂以後，我們重新回到實事求是的黨的路線上來。然後搞改革開放，那麼我們又出現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也就是鄧小平的理論。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出來以後，那麼隨著發展，發展中的問題我們去應對，那麼又出現三個代表思想，然後出現科學發展觀。那麼我們從意識形態這個光譜，從意識形態階級光譜上來看，我們意識形態大家可以看，它的階級色彩，可以說是越來越淡了。 所以說，我們就是世界政黨政治發展這個浪潮裡面的一朵浪花。
國外執政黨經驗教訓篇二
國外一些政黨高度重視與選民的聯絡，探索出不少適合黨情國情的做法，並建立制度機制來加強與選民的聯絡，提高了黨的影響力。但也有部分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忽視選民工作，或者在聯絡選民方面辦法不多、創新不夠，得不到民眾的支援，甚至垮臺直至亡黨。這些經驗教訓，對於當前我們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警示借鑑意義。
黨的最高領導層親自做選民工作，親身瞭解和體察選民疾苦，著力加強黨與選民的血肉關係 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長期執政的黨的領導人保持著傳統本色。古巴共產黨原第一書記菲德爾·卡斯特羅十分重視群眾工作，他在任期間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閱讀群眾來信，及時瞭解群眾的意見建議，甚至親自給群眾回信，建立起與最基層民眾的直接溝通渠道。奈米比亞西南非洲人民組織(人組黨)主席努喬馬不顧近80歲高齡，仍經常到工地與民眾一同勞動，使人組黨與民眾同甘共苦的形象深入人心。 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有不少政黨領導人重視深入基層，瞭解社情民意。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工社黨)主席帕薩特羅在20xx年出任該黨領袖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跑遍了全國的基層組織，直接瞭解基層黨員和選民對工社黨的願望和要求，較好地樹立了親民形象。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祕書長、政府李顯龍在出席建黨50週年慶祝活動後，隨即與本黨年輕黨員聚會，以此拉近領袖與普通黨員的距離。
當然，也要看到，有一些政黨特別是長期執政的政黨，在掌握政權的中後期，領導人逐漸脫離民眾，高高在上，最終遭到大多數選民的拋棄。
注重建立專門機構，形成一系列制度，為政黨聯絡選民、贏得民心奠定了堅實基礎 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在黨中央大都設立了負責群眾工作的專門機構，由高階領導幹部分管。古巴共產黨在中央、省和市三級設立了“輿論和政治社會情況研究中心”和“群眾舉報上訪接待辦公室”，負責採集民眾“原汁原味”的意見，有時還通過媒體答覆民眾的問題，促其儘快解決。 西方國家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為更好地聯絡選民，也成立了相關領導或協調機構。統一俄羅斯黨在中央一級設立了“黨的擁護者中央協調委員會”，在州、區兩級也成立了“黨的擁護者委員會”。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成立了“民眾聯絡局”，該局由黨的一位副主席負責領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通過“議員訪問”和“會見選民”等制度，把加強黨與選民的聯絡制度化。 當然，也有不少政黨不重視聯絡選民，或者在當政後不善於做選民工作，漠視選民的利益與意願訴求，導致其社會基礎脆弱，執政地位不穩。 努力探索在新形勢下聯絡選民的制度與方法創新，通過各種渠道傾聽和蒐集廣大選民的意見建議和利益訴求。
德國社會民主黨僱用中立的民調機構廣泛收集選民對該黨的意見和需求，並根據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對黨的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修改和補充，從而更貼切地反映大多數選民的意願和要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20xx年成立了由普通黨員組成的“政策論壇”，主要討論黨員共同關心的問題，召開相關會議時還邀請政府相應的部長出席，與論壇成員進行直接溝通對話。該論壇現已成為黨的領導層與基層黨員和選民溝通的橋樑。韓國大國家黨利用本國網路普及率高、年輕人上網率幾乎100%的情況，注重利用網路聯絡選民。20xx年初，該黨成立“數字化政黨委員會”，下設“國民溝通委員會”，專門負責與網民溝通，不定期地組織黨的領導人同民眾進行網路對話，解答網民的提問和質疑，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當然，也有一些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並不重視對黨員或民眾意見建議的收集，也缺乏調動黨員和民眾參加黨的相關活動的資源和手段，不能充分反映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和利益訴求，在相當程度上與社會脫節。
黨政官員在日常生活中艱苦樸素、清正廉潔，致力於預防並堅定地反對專權腐敗，在黨員和民眾心中樹立起良好形象 古巴共產黨領導人自執政以來長期保持勤儉節約、艱苦樸素、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優良作風。至今，古共部級領導人的工資低於教授和科技人員的工資，除個別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其他領導者一般都住在居民區。菲德爾·卡斯特羅帶頭在《國家幹部道德法規》上簽字，要求各級幹部在這方面都應是“一個無可挑剔的榜樣和典範”。許多國家的執政黨都對各類權力腐敗行為制訂嚴刑峻法，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民眾在法律面前一視同仁。在上世紀80年代，曾對國家發展有過重要貢獻的新加坡建設與發展部部長鄭章遠，因受賄50萬新元而畏罪自殺。他在留給李光耀的信中稱，自己是要“用自殺來表示對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此後，新加坡極少出現嚴重腐敗現象，人民行動黨在民眾中的威信長期居高。 但也要看到，當今國外不少國家執政黨因為嚴重的腐敗使其喪失公信力，極大地損害了政黨自身形象，乃至被選民趕下臺。突尼西亞憲政聯盟、埃及民族民主黨長期搞領袖專權尤其是家族腐敗，遭到兩國“街頭運動”抗議民眾的極大義憤，導致黨與選民的關係完全走向對立，當權者最終被廣大民眾拉下馬，長期執政的黨也被取締。 國外政黨處理與選民關係的經驗教訓啟示我們:重視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盡心盡力做好群眾工作，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對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執政黨必須秉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是社會主人”的宗旨和理念，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動。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黨的領袖和各級領導幹部應始終密切聯絡群眾，做群眾的知心人和利益的堅定維護者。
黨的群眾工作一定要致力於解決廣大群眾的利益關切，解決他們關心的實際問題。國外一些執政黨的經驗教訓表明，聯絡選民、做選民工作並非演戲作秀，而是一項“苦差事”，其本質是要為選民辦實事、解決現實問題。因此，黨的群眾工作應最終體現在如何解決民生問題上。 堅決懲治腐敗是執政黨密切聯絡群眾、鞏固執政基礎的重要舉措。一個密切聯絡群眾的黨必然是一個堅定反對腐敗的黨。人民群眾長期支援一個黨執政，首先是在政治品德上信任這個黨，認同它的清正廉明，而絕不會支援和縱容它的腐化墮落。當今世界被民眾趕下臺的政黨，固然有執政能力缺失的因素，但腐敗往往是一個重要原因。
國外執政黨經驗教訓篇三政黨以控制公共權力或對公共權力施加影響為首要目標。而政黨在獲取執政地位後如何行使、運作公共權力就是黨政關係所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實際上，黨政關係問題是世界上任何型別的政黨在執政後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只是由於不同的政黨獲取政權的方式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黨政關係模式。大致可分為以下3種：
一種是黨政合一。社會主義國家大都屬於這種模式，執政的共產黨管幹部、管政策、管財政。共產黨掌握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如越南政府、副、部長基本上都由越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委員擔任。政府在重大問題和決策上必須徵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見，黨對政府決策有最後決定權。各級地方黨組織也都掌管著同級政府的行政事務。越共還在國家機關和團體中設立黨組，負責檢查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
第二種是“政府臺前，政黨幕後”。如新加坡、埃及等國家。執政黨並沒有無處不在，只有在選舉時政黨活動才很頻繁，一旦選舉結束組成政府後，黨就退到後臺，其活動只限於黨內。國家事務並不是事事都經過黨內討論，然後交由政府有關部門執行。黨從不以執政黨名義釋出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黨的主張通過國會立法形式成為法律，通過黨員來宣傳黨的綱領和政治價值觀。黨的專職幹部也很少，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中央黨部只有8名職員。但實際上，執政黨控制著整個國家的政治系統，主導國家的政制過程，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和國家政治過程的主體。執政黨通過手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幾乎可以不受阻礙地將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以政府名義頒佈的國家政策背後無疑體現了黨的意志。國家幾乎所有的重要職位，如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行政機關、軍隊和警察、工會、人民協會、金融部門、重要的國營企業、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大眾傳媒和宗教團體等都由黨員骨幹把持。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甚至十分強調文官隊伍對本黨的認同感。該黨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政治研究中心”，負責對公務員進行政治教育，通過《公務員指導手冊》，培養公務員對新加坡及人民行動黨的認同。同時，對文官系統進行結構重組，那些不願意對行動黨及其目標表示忠誠的人被勸離開公務員隊伍。
第三種是黨政分開。歐美大多數國家以及日本都屬於這一型別。在這些國家，黨政分開首先表現在黨和政在組織結構上是分開的。黨有黨自身的一套組織體系，政府有政府的結構序列，兩者相互獨立，在法律上沒有直接的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被支配的統屬關係。其次，黨和政在履行的職能上是分開的。政黨充當的是公民與政府之間利益和政策的“轉換器”的角色，而不是直接代替政府作出各種決策。在競選執政地位時，黨的領袖和官員會突出其黨員身份，一旦進入政府後，就會弱化黨員角色，而更加突現其政府官員的角色。政黨組織並不具體介入政府的日常運作和內部事務。政府決策一般由政府官員獨立作出，政黨的政府官員不受體制外本黨組織決定和決議的約束。英國議會甚至會懲罰試圖“指示”本黨議員如何就法案進行投票的體制外政黨組織。政黨的政府官員雖然會受體制內政黨組織如議會黨團的紀律約束，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約束是非強制性的。最後，黨政分開還體現在文官的“政治中立”。這些國家的有關法律都會明文規定，文官不得參加黨派組織及其活動，不得在其行政行為中有黨派政治傾向。即使有少數國家允許公務員參加政黨及其活動，也往往大加限制。如法國文官可以參加政治活動和工會組織，但是如果罷工，必須事先通知，並禁止高階文官參加罷工。
儘管各國執政黨在處理黨政關係方面採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政黨執掌公共權力有一些必須要遵循的共同規律。首先，執政黨作為政治組織，不能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直接對國家進行管理，而是必須通過中間環節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的意志，並具體為政府的政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經過法定程式變成國會(或議會)的政策、法令和法律，使之成為國家的意志，並由國家職能機關具體組織實施。再者，政黨要保持相對超脫的地位。政黨的作用主要應體現在制定綱領和確定發展的基本方向，以及把本黨的政治精英選派到重要的政府職位上去。最後，執政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開展活動，要接受黨內外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