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中國的影響力是巨大無比的，以下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魯迅對他人或是別人對他的個人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他人對魯迅的評價1
理解魯迅很難。我自己對那裡的許多東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傳統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清。因為魯迅在文本里對其表述是明暗變幻不已的。在我看來這裡也存在一個精神的暗區。只有深入底部，才可望一二。魯迅對中國傳統思想和價值的批判，同樣吸引了高遠東。八十年代末他有機會看到魯迅的藏書，對其知識結構興趣濃濃。魯迅藏品中的各類野史與鄉邦文獻，似乎都在註解著其對儒道釋的態度。但那邏輯過程究竟怎樣，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則需要花費大的力氣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魯迅，不能不回答這個難點。像發現了“互為主體”的概念一樣，高遠東從分析《故事新編》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與魯迅的聯絡，找到一個令其會心的存在。文字分析不僅是審美的穿越，也是一種哲學的關照。把文字引進哲學語境來討論，是大難之事。但歷史故事背後那個精神隱喻對作者才是重要的。高遠東闡釋魯迅對儒家的態度時，用的是悖論的眼光。他發現魯迅用儒家的價值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指示出儒家倫理的神聖性的喪失，以及內在的不合理性。在現代意義上儒家思想何以顯得蹩腳，小說都有感性的暗示。道德判斷的先驗性與唯一性，是儒家思想要命的一面。魯迅借小說諷刺了這一虛幻性的存在，其實是想繞出幾千年來的誤區，設計著個人化的精神途徑。而在分析墨家文化時，作者對魯迅繼承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闡釋也頗為精妙，是他的創造性的書寫。《鑄劍》的分析與《非攻》、《理水》的讀解，多驚奇之筆。從故事的人物與意象到哲學的盤詰，並無生硬的比附，而是曲徑通幽，水到渠成。將魯迅吸取傳統文化的特別的一面昭示出來，給人頗為可信的印象。墨子的價值大概在於對一種責任的承擔、不涉虛言、清教徒式的度苦以及獻身精神。《故事新編》裡常常有著類似的意象：黑衣人的果敢決然、墨子的振世救弊、大禹的敬業之舉，在魯迅看來有著希望的閃光。從這些人物的材料運用與理解上，魯迅把一種舊文明中殊為可貴的遺緒打撈出來。
他人對魯迅的評價2
如果把魯迅在《采薇》、《出關》、《起死》中對儒道的批判與在《非攻》、《理水》中對墨家的承擔聯絡起來，我們會發現他承擔著墨家的價值、傾心於墨家倫理，讚賞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對儒道的接近和清理中，魯迅肯定孔子的“以柔進取”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卻”和“徒作大言”的空談，更反對夷齊專事“立德”的“內聖”路線和莊子的道教化，其思想視野或古或今，領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識、宗教，焦點卻始終凝聚在道德與事功、信念與責任、思想與行動的連帶整合上，而這一切又與其貫穿一生的興趣——尋求“立人”乃至“立國”的方法直接相關。而所謂“中國脊樑”和“夏道”，就成為魯迅後期思想中重要的人性和社會形象。正是通過它的確立，魯迅才解決了儒家囿於道德與事功的難局而無法解決的道德合理性問題，解決了道家囿於思想和行動的難局而無法解決的知行合一問題，解決了早期思想就一直關注的信念與責任的連動、轉化問題，才為其追尋“立人”或“改造國民性”提供了一個正面的、更加切實的答案。
他人對魯迅的評價3
研究魯迅與傳統文化的論文可謂多矣，但如此委婉多致、直指問題核心的文字不多。高遠東在清理魯迅與遺產關係中所形成的思路，把魯迅研究從一般中文學科引向了思想史的高地。先前人們討論這個問題多流於空泛，唯有王瑤等少數人能從容地面對著這個問題。但王瑤基本還是在文藝學的框架裡展開自己的思緒。而高遠東則從審美意識昇華到哲思中。高遠東的治學有自己的思路，一是注重文字，二是沿著文字考察其背後的哲學內涵，三是由哲學內涵的解析再回到魯迅的基本主張，即思想的原點。
他人對魯迅的評價4
魯迅研究史曾經是不斷簡化研究物件的歷史。導致此現象的因素很是複雜，大致說來是歷史語境的隔膜和時代話語的干預。人們難免以己身的經驗看物件世界，但魯迅文字提供的卻是多維的時空。魯迅同代人的作品有許多不能引人興趣了，為什麼唯有他的文字常讀常新?高遠東的寫作充分考慮到了物件的複雜性。而他自身的迴旋式的思考，大概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他早期可能受到王得後、王富仁、錢理群、汪暉的影響，但後來更主要與日本、歐美的思想者有著諸多的共鳴，借鑑了一些重要的思路。認識魯迅顯然不能從民族的立場單一考慮問題，只要看看他一生與上百個域外作家的精神交流，就能發現思想的豐富性。但放棄民族意識顯然又無法走進魯迅。從現代性的角度出發，能夠望到中國“被現代”的苦運。這個認知的對應過程，也是走近魯迅的過程。我覺得高遠東帶來的挑戰是，在植根於本土問題的焦慮時，一個新的立場出現了：不再是時代流行色的呼應體，而變成由時代語境進入歷史語境、從而返回到時代中回答流行色挑戰的精神獨思。
他人對魯迅的評價5
關於小說集《吶喊》，小書選擇了《狂人日記》這篇文章作為切入點。這篇文章不僅是中國近代第一篇白話文小說，也奠定了已過而立之年的魯迅先生在文壇中的重要地位。在寫這篇文章之前，魯迅先生只是當時教育部的一名公務員，距離他從日本回國已經十年之久。那麼從日本回國的他，為什麼清楚地認識到當時國民的劣根性，也並沒有選擇立刻拿起手中的筆桿去喚醒沉睡的國民，而是在十年之後的閒散生活之餘，選擇用當時文壇的一種邊緣文體——小說，作為其棄醫從文的起點呢?日本留學的他，與當時留美的那批青年似乎有著很大的不同，後者喜歡用法律、制度去建設國家，而魯迅則更偏向於革命。他總是以一種辯證的思維，在希望之中帶著一絲絕望，又在絕望之中給未來留一個希望的空間，這篇小說就是很好的體現。小說選擇了當時大家比較熟悉的文言文作為開頭，以“月亮”這個在古詩文中的美好意象作為引子，可是這個月亮卻惹了禍。這一點彷彿與西方月圓之夜的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它使人發瘋，使主人公覺得身邊的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比如隔壁趙家的狗的眼神都那麼陌生。後面的內容則採用了白話文，摘選了發瘋的主人公的幾篇日記，我們發現弟弟(主人公)看似是個瘋子，卻是這個世界中活得最明白的人，這也是另一種方式的覺醒，於是便有了那句令人深刻的結尾——“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