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从来没有一篇小说写得像《愤怒大师》这样艰难。
这个发表出来只有两万字的小说，我写过五万字、四万字、三万字、一万多字的不同版本。历时近两年，前前后后修改了不下十次，也被退过几次稿。写到最后，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在近二十年的写作和编辑实践中，我大致知道怎么写顺手，什么样的小说更受欢迎，但总不满足于写出来和发表出来。我宁愿选择写作的难度，甚至写得磕磕绊绊，不成样子。
这篇小说，我最初想写人的“愤怒”。在我的感受中，很多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内心里也有着很多对自己的、对他人的、对时代的、对生活的、对现实的种种不满意和愤怒，但人们依然过着在笼子里的生活，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人的改变往往也只是相当有限的，事出有因的。例如离婚，很多人是过不下去了，没有感情了才离，但我写的孙居一先生不是这样。他是对日渐老去的、越来越没有激情的自己不满意才向贤慧的妻子提出了离婚。离婚后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他能变得不再是过去的他，不再是他了吗?他如何从纷纭的社会关系中走出来，他如何在大时代中活成自己内心想活的样子?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一切都要靠想象来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要合情合理，而这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的写作从来都不是老老实实的，我十分清楚这很吃亏，因为写出来的东西不容易叫好，不容易被选刊选，不容易获奖，不容易被改变成影视。那么为什么还偏那样写呢?这不是傻吗?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傻气。我一向认为，写作大致可以分为倾向于用心和倾向于用脑两类。我是典型的倾向于用心的类型。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著名的作家麦家先生对此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我忘记了，大意是用心去写有可能成为一流的作家，但这很难，用脑子去写，写得再好顶多也就能写成个二流作家，但这还要相对容易些。麦家先生，以及和麦家先生一样的作家们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擅长写什么，因此他们英明地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路子，倾向于用脑子去写作。放眼看一下，用心想一下，那些作品读者多的、发行好的、容易被改编成影视的、被译介国外的，多半是善于用脑子写作的作家的。用脑也不是说不走心，不要误会，我是说倾向不同。我其实很佩服那些用脑子写作的人，尤其佩服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我基本上是属于缺少自知之明的那类人。
选择什么样的写作，只要努力都会有些成果。我西藏题材的十八个短篇，就是属于用心写作的小说。十年来三次出版印刷，不断有读者看到并赞扬。也有不少我喜欢的作家、评论家给予肯定，很多还是名家大腕，这让我心里颇为得意。不过我现在已经从甜梦中醒来了，我知道不能止步于此。《愤怒大师》这部中篇算是用心写作的，写都市题材的。此外我写了大量的类似的都市题材的小说，其中有十二个短篇起名叫《诗人街》的，后来有七篇以一个大中篇的体量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了。因为是短篇，可能处理起来相对容易，写起来难度也小些。此外还有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小中篇《爬行》，还获过一个网络拉力赛的季军。《爬行》这个小说与《愤怒大师》写得同样艰难。这样的艰难如同是让一只猪或一头牛凭空飞起来。有脑子的作家一般都不会那么去写，因为那样写出力不讨好，还很容易事倍功半。
《愤怒大师》飞起来了吗?飞起来了，从密不透风的现实中，从自我与众人的关系中，从现实中通过想象与诗意的表述飞离了地面，但飞的姿式还不是那么优美好看，飞得也还不高。我想什么时候才能飞得好看，飞得高一些呢?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困难重重。不过，在看到谢有顺先生《文学及其所创造的》一书中，批评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评论时，我的心中得了一丝安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棒的作品尚有不足，我也就不必对自己太过求全责备了。这么说纯属开玩笑，我十分清楚写作这种活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干的，余华、麦家等作家把写作这个活已经干得相当漂亮，我根本没法儿和他们相提并论。还好我比他们年轻一点——可比我更年轻的八零后、九零后已经又如雨后的春笋，噌噌冒出来了，想一想好有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也在想，我以后的写作是不是要多用些脑子?
最好的写作当然是心脑结合得很好的状态下的写作，有才华的作家会结合得天依无缝，游刃有余，这样写作中遇到的一些难度也就哗哗的迎刃而解了。
感谢《广州文艺》头条推出了这部《愤怒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