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大汶口古镇，是作者年少时的乐土，也是他成长后内心的乐土，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乐土》。
古镇大汶口，座落在泰山南麓，大汶河北岸，历史上曾经是沟通齐鲁大地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处，更是兵家必争、商贾云集、文人荟萃之地，《诗经》上所说的“鲁道有荡”便指这里。而“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更给这个古老的小镇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的故乡堡头村与大汶口镇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但风土人情截然不同，一个典型的“宁阳腔”，一个十足的“泰安味”，也就是说，从说话口音，就能分辨出谁是河北(泰安)人，谁是河南(宁阳)人。在我童蒙未启的时候，曾在大汶口二姑家住过一段日子，不过由于太小，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后来随父亲看二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道横亘于汶河两岸的长长的石桥。石桥共65孔，全长400余米，据说始建于明隆庆年间，在此之前，人们过河只能趟水或靠渡船了，泰山八景之一的“汶河古渡”就在距石桥不远的上游，而现在只剩下一片绿色的柳林。石桥北端，原来有两尊龙头石雕，后来给红卫兵毁坏了，不过依稀可辨当年的气势。
大汶口当时是公社驻地，居民生活较四乡充裕，因为他们除了种地，多少干点小本生意，像开个经销，贩个集头，只要不大张旗鼓，“官府”一般不会计较，其实计较也无济于事，精明的汶口人从来不会安分守己。
二姑家座落在银行街中段。一、三、六、八大汶口逢集，虽没有历史上的大汶口集繁华，但赶集的人也络绎不绝。尤其银行街，当时是菜市场，大姑娘小媳妇挎着个篮子，卖几个鸡蛋，买几斤青菜，然后匆匆地赶回去给下地归来的父亲或丈夫做饭。也有称肉的，都是有来源的，凭工分吃饭的社员是买不起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和许多沿街而居的人家一样，二姑在屋后支了个茶炉子，一天下来，落个块儿八角的。而我那时最感兴趣的是二姑家堂屋里那枚亮得耀眼的灯泡，因为当时我们村别说电灯，煤油也是凭票供应，不能随便点的，其次是顶棚——汶河两岸称虚棚。有一次，我问父亲:
“二姑家的屋从外面看是尖的，从里边看怎么是平的呢哪?”
“那是虚棚。”父亲笑道，“过去有钱人家的房子都是这样。”
几十年前，二姑父是大汶口镇知名的商人，主营布匹，兼营杂货，日子过得十分殷实。“公私合营”时他进了被服厂，五九年自动离职，本欲重操旧业，结果买卖没干成，工作也丢了，后来贫病交加，抑郁而死。这都是父亲陆陆续续告诉我的。他也称得上“半个汶口”，十多岁跟二姑父做生意，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直到五十年代初进南驿供销社。他是给单位“下放”的，结局和二姑父差不多，只是多活了几年而已。
史载，早在明末清初，大汶口的工商业已相当发达，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现在的“山西会馆”便是乾隆年间由山西商人出资兴建的，亭台屋宇，气势非凡，森然的高墙与之呼应，虽经二百余年的风风雨雨，但风骨犹在。凭心而论，现在的“大汶口商业城”也不算萧条，但其建筑风格与之相比，则未免显得小器。由于当时大汶口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商业以转运农副产品为主，包括宁阳的生姜，济宁的豆饼，新泰、泗水、费县等地的花生及当地的大麻。收购旺季，驮子队、挑子队及大小车辆熙熙攘攘。镇南横跨汶河的石桥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镇内大小货栈通霄达旦忙个不停。桥南茶棚(堡头)村，桥北大汶口镇，临街两旁客店林立，连石桥两端和石桥中端的“哑巴桥子”两侧，都是一座挨一座的小饭铺，可见当时汶口繁华之程度。然而，连绵不断的战乱和社会变迁，却给这个著名的北方小镇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最后只剩下一具躯壳，直到二十世纪末叶，它才呈现出中兴之势，但元气委实难复了。
他们——我的父亲和二姑父，以及当年那些精明而本份的生意人，原本不过是散居各地的普通农民，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他们不甘劳苦，却又毫无政权希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为了摆脱贫困，他们选择了经商这条并非出自“政治原因”的道路，后来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社会的变革一度忽视了民间商业的作用，而把这一切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
由于家里穷，父亲难得喝一次酒，但我知道他的酒瘾很大，所以每次从二姑家回来，他脸上总是红朴朴的，为此母亲常笑话他没出息。从父亲惟一留下的那张照片看，当时他也是白白胖胖，富态得很，而此刻俨然一位山野老叟，黎黑精瘦。他的“没出息”，我想完全是由于他当年的“有出息”造成的。人生之不易之不幸，不在于生活的磨难和劳苦，而在于对这种磨难和劳苦绝望的反抗。
那时奶奶还健在，每逢冬季，二姑总要把她接到大汶口，临近春节，再让表哥表姐送她回来。有时我和父亲也到大汶口去接。望着二姑家熊熊燃烧的火炉和火炉旁昏昏欲睡的奶奶，我意识到奶奶来这里过冬的必要。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点火炉的历史不足十载，而奶奶病逝于十五年前的秋夜，应该说奶奶是老死的，七天七夜不食水米，就这样睡过去了，没有遗憾，也没有痛苦，只有终生吃斋念佛积德行善的人才配这样的寿终正寝吧?
七岁那年，我步入校门。当时意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更不能理解父母供我上学的艰辛，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好在那时也没啥好学的，否则我真要“遗恨终生”了。四年级时，我迷上了小说，当时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闲书”，像《苦菜花》《三家巷》《苦斗》《小城春秋》《铁道游击队》《战斗在滹沱河畔》等，都是从汶口二姑家床底下找到的，也是当时明令禁止的，但我却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后来才知道，这些书是三表哥辗转从采购站偷来的，颇有点传奇色彩。老师在台上讲，我在台下看，因此，常常被老师当作“典型”揪上讲台，而我于众目睽睽之下，惦记的仍是被老师没收的小说，唯恐老师“上纲上线”。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些书老师也很喜欢，特别是班主任李平友，还当众读过一段《杨子荣智识小炉匠》，使同学们知道除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个世界上还有部叫《林海雪原》的小说。那时读书，全凭兴致，所以很容易进入角色，而现在看书不免有些功利，因此乐趣全消。
现有的书读尽了，就想买书看，而为了买书，我几乎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物件，像父亲干买卖时遗留下来的铜制器皿，我儿时戴过的项链手镯，床底下的绳头，墙缝里的头发，穿得破得不能再破的破鞋，总之，只要大汶口采购站收的，我能找到的，无一不卖。其实那时书店也没什么好书，像浩然的《西沙儿女》，郭澄清的《大刀记》，谌容的《万年青》，童边的《新来的小石柱》，现在看来已是很不错了。
一天，我和一位姓齐的同学去卖镇纸——这是当时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铜器了，我觉得好玩，并不想卖，可这位姓齐的同学说，大汶口书店来了本《煤城怒火》，精彩极了，我禁不住诱惑，只好忍痛割爱了。穿过那道古老的石桥，就到了大汶口南门，为了防水，镇南筑一道高高的寨墙，南门也是防水闸，大水来时木闸随时落下，万无一失。气宇轩昂的南门之上，绘有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巨幅画像，栩栩如生，跟斯诺的摄影豪无区别，特别是毛泽东那犀利的目光，从很远的地方就盯着你，到了眼前仍不肯将你放过，使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从中也看出画家的功夫。
走进南门，迎面是一条石板路，路西就是现存的“山西会馆”，路东是一家家住户，门宽数尺，一看就知是当年的店铺，只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再没有就餐投宿的主顾了。这时，从一家代销店走出一位年龄和我们仿佛的少年，看到我手中的镇纸，停下来问：
“是卖的吗?”
“嗯。”我应了声。
“卖给我吧。”他恳求道。
“我们去采购站。”我说。
“去采购站也不值钱。”他撇撇嘴，而目光始终没离开我手中的镇纸。
“你给多少钱?”姓齐的同学动心了。
“一块。”那少年伸出一个指头，晃了晃问：“行不行?”
“卖吧。”姓齐的同学劝我。“采购站最多给五毛。”
我点点头，信手把镇纸递给少年，不料他接过镇纸，飞也似地跑了，等我们明白过来，他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骗，所以至今想来仍郁郁不乐。那少年也许喜爱镇纸，而自己确实没有钱买才欺骗我们的吧?但他这种行为却是最最让人厌恶的，以后类似的亏我还吃过不少，而每一次，比这位少年给我的刺激都大，这一方面说明人心之难测，与我自己的轻信和无知也不无关系——活该!
镇纸没卖成，书还是想买，可手头的钱又不够，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二姑，相信只要我张口，她是不会拒绝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二姑专程为我们称了半斤油条，这在当时对我们而言，无疑是大大优待了。吃罢油条，拿着二姑给我的一块五毛线，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新华书店……
之后不久，我考上了管区联中，去大汶口的次数就少了。说是考，无非走走形式而已，成绩好坏，并不影响升学。不过，我的疏于汶口，并非因为升学，而是出于少年的自尊。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是“闲书”的潜移默化，我忽然变得敏感起来，再不像过去那样无忧无虑。那时候，同学们大都身着漂亮的制服，而我还穿着母亲缝制的大裆裤，相比之下怎不自卑?家境的困顿像一道阴影，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甚至对父母产生了莫名的怨尤。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但对于一个青春期少年来说又是正常的。如今回忆起那段时光，深为自己的少不更事感到愧疚——一个多么虚荣的男孩啊!
大汶口，少年时代的我只能凭着一知半解的认识去揣测你，而这点认识，很多也是从父亲口中和二姑家中得到的，并不知道你还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但无论如何，你是我少年时代心中的“乐土”，而正是怀着这个朴素的念头，几年后的某个秋日，我才投入到你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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