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公认的普通话以外，还有很多地域性的语言，比如上海话、天津话、广东话等等。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地域语言，便会有多少方言。记得上国小时，有次放学有同学问我中午去哪里吃饭，我开口便答：“我去‘伽资”家吃饭。”
在皖南中部的乡村方言中，“伽资”是对外公的称谓，“伽奶”则是外婆的称谓。外公有一个哥哥和弟弟，见面后我们则会喊外公的哥哥为“大伽资”，叫外公的弟弟为“老伽资”。
长大后，我曾经想过，“伽”会不会是“家”的译音?可是我们那地方喊爷爷却称为“资”，叫爷爷的哥哥为“大资”，称比爷爷小一些的长辈为“三资”或者“老资”。如此说来，“伽”便不是“家”的译音，可“伽资”的称谓是从何而来的呢?我曾问遍了很多邻村的老者，他们都不得而知。
我们村里与我同辈的人，喊自己父亲都不喊爸爸，而是喊“大”，喊得亲热些便叫“大大”。很多时候，在找不见父亲的情况下，经常问母亲：“我‘大’呢?”或者问别人：“你看见我‘大’了没有?”一个“大”字，简洁到比喻。而称母亲也是一个字，妈。喊得亲热些便重复叠语，叫妈妈。
村里面喊自己父亲为“大”的人很多，而父亲那一辈的人，称自己父亲却不是喊“大”，而是叫“夷”。我爷爷在家排行老二，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大”喊爷爷为“二夷”，我则喊他“二资”。
“二资”共有五个子女，三女二男。除了我“大”外，我还有一个大伯和三个姑妈。可是在我们乡村的称谓里，喊父亲的姊妹不喊姑妈，而叫“姥”，比如我的三个姑妈，我依次称为大姥、二姥和小姥。所以在我们那里经常听到一句“你姥姥的”骂人话，这话其实并不是在骂外婆，而是指我们乡村里父亲的姊妹。
我爷爷是兄弟俩，爷爷的哥哥与我们在一个村庄，我称他为“大资”。“大资”有七个子女，三女四男。“大资”四个儿子，前两位比父亲年纪大，我依次称为大伯、二伯;后两位比父亲小，我们那却不叫叔，而是喊“三夷”和“老大”，可我“老大”的儿子，称“老大”三个哥哥分为大伯、二伯和三伯。而二伯家的儿子喊其他三个叔伯的称谓却与我一样。但是大伯家的儿子喊他们的称谓却是“二夷”“三夷”和“老大”。这样一来，在乡村社会的称谓，就带有一些聊斋的味道了，因为“夷”在父辈那时是“爸”意思，而“大”在我们这辈也是“爸”的意思，可喊比父亲年纪小的长辈时，却把“夷”和“大”等同于叔了。我不知道这样的称谓来自何时，又是由何人带头称呼，只是觉得祖传下来的称谓，在现代科学称谓关系和用语里有些凌乱，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近几年来，家乡因发展需要，农村的房屋全部被拆除。这对本来回家次数就少的我来说，失落感是巨大的。以前是因工作需要常常面临有家不让回的局面，而拆迁后，则变成了无家可回。家乡不存在了，大伯、“老大”、“大姥”便很少见了，称谓也在记忆中淡化，尤其是我进了机关，长时间和普通话以及书面文字打交道，渐渐摆脱了语言上的乡愁，脑海中也渐渐淡忘了家乡略带些聊斋味道的称谓。可是，在被城市文明包围的话语体系里，我常常会听到一些特别能启蒙我的“称谓”。比如，在与别人交流时，因一句玩笑引起别人“问候”“你姥姥的”的时候，我就立即回到了我出生和成长的村庄，甚至还有些明显的身份感，我很清楚地感到：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现在偶尔回乡，看着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像一大群令人讨厌的白蚁，在无声地啃噬着。这啃噬无疑是残酷的，有预谋，有节奏而没有节制。最不幸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土地，又不能快速融入农村被城市包围的生活圈，更接受不了快节奏的生活，最后像一群丧失游动能力的鱼一样，被快节奏、高消费的城市标志的浪潮推向岸边，成了没有社会身份和生活位置的人。而最让人可恨的是一些不作为的商人，打着经商发财致富的幌子，掠夺性的征地、开发，使以前肥沃的土地失去了繁殖生育的能力。我望着眼前一片荒芜，站在这没有生育能力的土地上，怎么也找不到我曾经的家园。
我生长的地方，静谧的村庄，质朴的农民和朴实的农村，我再也看不见，更回不去了，只留下浓浓的乡愁，在梦中漂泊游荡……
海银同志||辽宁